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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酒吧安安靜靜地又待了幾個月。

在這幾個月里，我確實按照曾校長的要求，沒有和那些“來喝酒的人”有任何接觸：因為我根本沒在營業時間進過酒吧。頂多在酒吧休業時，會被酒吧老板左阿姨本著物盡其用的原則派到二樓包廂去打掃衛生。左阿姨是個非常精明注重營銷的人，當然不會讓顧客看見店里有個疑似未成年的工作人員，不然，是生怕競爭對手沒有把柄嗎？

而且，我覺得曾校長的擔憂比較多余，首先是關于被人“搭訕”，就算我真的在營業時間進酒吧且被人搭話，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我很久沒和人好好說過話了，不知不覺就成功醞釀出了一種魔力，每個主動和我接觸的人，都會迅速對我失去興趣。

其次，我對那些盛在各種各樣的漂亮杯子里的酒也沒興趣，我從來沒覺得那些東西神秘誘人過。酒吧員工里有個花名Jules，人稱朱樂的調酒師，性格比較奇特，對我這種不喜歡說話的人特別感興趣，一定要把我逗到開口為止。他很喜歡教我調酒，雖然我興致不高，但他樂在其中。閑暇時，他把店里的配方一一拿給我看，并告訴我，調酒是件很簡單的事：“把這個加到這里，那個加到那里，然后最后通通倒到壺里，豁楞豁楞，最后扔起來，甩一下，在客人面前做一些酷酷的動作，就好了。”

我一直不明白那個長得像保溫杯的不銹鋼壺為什么叫“雪克壺”，如果按照奶茶的命名方式，大概率應該叫“搖搖樂”，我更不明白為什么東西從搖搖樂里倒出來后價格就翻了十幾倍。

除了調酒原理，朱樂有時還會自顧自地和我講他的故事，我有時候也會回應他。當他聽到我曾經在學校里受過一些欺負后，他一下子來了興致，他說，他小時候也經常被人欺負，欺負到連學都沒法上，后來，他開始用惡作劇的方式報復那些欺負他的人，把他們整得團團轉。再后來，他成功頓悟，原來惡作劇也是一種藝術，并且其藝術性不亞于調酒。他對這份高深的藝術非常著迷，甚至說，假如有一天，他能遇到一個比他還要深諳此道的人，一定會甘拜下風，投其麾下，供其差遣。

至于惡作劇的藝術究竟是什么呢？他也給我講述過。他先舉了一個反例，那種常見的惡作劇，在門上放個臉盆澆推門的人一頭水，就毫無美感與創新可言，要被逮住也是輕而易舉，而高端的惡作劇，應該富含創意且舉止輕盈，所謂“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為了更精確地解釋他心中的“高端惡作劇”，他給了我一張圖紙，圖上畫著一個像火箭炮一樣的東西，頂上還有個瞄準鏡。他說，要澆別人一頭水，也應該像一個狙擊手一樣，躲得遠遠的，伺機而動，在獵物到來時扣下扳機，發射一個水球砸到他臉上。

我收下了這張圖紙，心里并沒有太大波瀾。

九月份，高中開學，九月中旬，我被曾校長押進了學校，塞進了一個高一班級，他給我辦的破格錄取申請通過了教育局的審核。曾校長并沒有把錄取緣由特別向外公開，擔心讓我成為焦點會對我有不好的影響，他說，如果我想讓別人知道的話，可以自己去講。

如果不是以住在酒吧為交換，我根本不想回去上學，上學對我來說唯一的好處只有省去了酒吧白天的一點打掃工作，其余都是一種折磨。

如我所料，所有人都覺得我“怪怪的”，倒不是因為插班的緣故，主要是我還是和之前那樣，幾乎不和任何人說話。結果就是，任何一個集體活動，比如體育課結束的自由活動，或是去圖書館、實驗室里的雙人組隊，我一定是落單的那個，就連平時下課，我的同桌也都是下課鈴一響就轉過去和她的后座說話，覺得和我無話可說。

這當然不能怪她們，在起初也有一些熱情開朗的同學會主動來找我，結果我每次都是呆呆傻傻地不知道該怎么回應，和我說話的人便越來越少了。但我無法否認，我挺失落的。

其實，我從小到大一直都很沉默，雖然遠沒如現在這般語言功能幾近喪失，但也一直沒什么同齡人和我玩，只是從前我好像并沒有感覺到任何痛苦。也許是因為那時有媽媽在，媽媽還會跟我說：有的人偏好在人群中尋找聯結，有的人偏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向內聯結，兩種方式都可以精神充盈，內向和外向只是人的不同性格，并無高低之分，即便是內向的人，也總有一天能得到別人的欣賞。

很可惜，自從有了少年班的經歷，我便很難相信這些了。媽媽說的是一種理想的情況，但很顯然我并不是生活在一個理想的世界里，內向就是一種劣勢，這一點無須多言。而且，我總會把各種細小的行為都聯想到對我的討厭上去，我可以接受自己和所有人互不交集，但不大能接受四周都是對我的厭棄，然后我又要開始難過，懷疑自己天生招人厭惡，真沒辦法。

與此同時，我感到很疲倦。不僅是對課程疲倦：為了防止晚些被淘汰了的學生失去高考的退路，少年班在第一年就強迫我們把高中的所有應試內容都學完了。我也不想去和老師解釋一番，讓他們同意我在課上自學別的內容，我根本不想看學習類的書，只想發呆，最主要的原因依舊是那種虛無感。

為了方便發呆，我申請了坐在角落里的位置，這個位置不錯，不僅隱蔽還沒有同桌。再后來，我直接不想來學校了，要走很遠的路不說，遇見曾校長還得說謊，說我是坐地鐵過來的，或者左阿姨讓人開車送過來的。我不太想讓他知道我在左阿姨那兒生活的一些具體不妙之處，他到現在都沒聽過那個“十倍回報協議”，而且我有點怕他給我弄輛自行車或者真的開車來接我。

幸運的是，我一整天不來學校，也沒人逮我，班主任有我的電話，我賴在酒吧樓上時，她會在上午和下午各給我打一次電話，叫我快點來，然后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天就過去了。

直到九月末，她才終于大發雷霆，因為月底的月考我只寫了一些選擇和填空，最后總分兩百多分。

可是，考試要寫好多的字，多累啊。

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怒道：“平時對你管得松，考試居然也不好好考！你知不知道，這次我們班平均分，排第幾！第幾？第幾……”

周六中午，曾校長領著我去辦公室給她道歉，他痛心疾首道：“你要是不想來學校，就好好待在家里吧，不要進酒吧，不要出去亂跑，然后好好考試，把卷子至少填滿！”聽起來感覺底線又降低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