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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一大早，約瑟夫·雷茲尼克把專案組全體成員和七位公訴人召集到會議室，從林肯車和蘇爾曼大廈1b房間收集到的證據占去了這里的半間屋子。所有的物證都需要一一過目，最耗時的是嫻泰寫下的十幾本筆記，辦案人員往往要讀兩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內中的含義。筆記中提到的1000余人，警方后來都逐一查對過，或電話聯系，或派專人訪談。其中有些人還不止一次。

筆記本上和伊琳·蘇爾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還有0多位年老獨居的女富翁的姓名、電話、地址、房地產資料和銀行資料簡略，甚至社會安全號碼等。嫻泰在伊琳的條目下寫著：“伊琳的背景？”“社會安全號？”“電子槍”等字樣。最令辦案人員驚異的是，筆記本上竟然記有美國總統座機“空軍一號”的直撥電話，和當時的國防部長、后來的國務卿柯林·鮑爾的家庭電話號碼。

等法院簽發了允許他們為電腦和手機解密的特別搜查令后，專案組從嫻泰和肯尼的電腦里打印出了兩英尺厚的資料，其中有兩位凱梅斯貯存的若干姓名、電話、地址等，以及他們事先替自己編造好的各種版本的不在現場的說辭。電腦中還存有男性同性戀se情錄像。

兩位來自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手機專家告訴警方，嫻泰在7月5日上午11點到11點8分之間一共有過三次通話，地點都是在蘇爾曼大廈附近，而不是像她當時在電話上對思坦利·帕得遜說的，在新澤西的花園州大道上。

洛杉磯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嫻泰租用的貯藏倉庫，在那里又找到0多本筆記。紐約方面，尋找伊琳·蘇爾曼的工作在更大規模地進行。警方搜查了紐約的三個機場及附近區域，全市所有的醫院、停尸房和殯儀館，紐約-新澤西-康涅狄格三州交界處的家用貯藏倉庫，花園州大道和帕里沙芷大道沿途，喬治·華盛頓大橋和塔畔大橋。聯邦調查局協助用紅外監測器掃描了新澤西州北部的幾處沼澤地。警方還向各垃圾公司打聽垃圾被運送到的終極地點，然后帶著警犬分赴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澤西和紐約各州。

隨著時間的推移，找到蘇爾曼夫人——無論活著或是死去——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夠獲得足夠有力的人證物證，否則很難以謀殺罪起訴嫻泰母子。此時，進展相對順利的洛杉磯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聲稱他們有尸體，有目擊者——肖·利托，有現場證據——美洲豹轎車上肯尼的腳印等等，要告倒兩名罪犯，甚至判他們的死刑都是毫無問題的。但紐約方面仍不愿善罷甘休，以至洛杉磯警署幾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圖都未能實現。

可以說，案情突破的契機是嫻泰自己提供的。

警方后來終于悟出，專案組在7月7日和手紙條一起截獲的那張小紙片上所寫的“palaza”，是被嫻泰誤拼的“plaza”，即普拉撒大酒店。但480這個號碼卻讓辦案人員頗費周折。

嫻泰被捕后第一次與律師會面時，霍賽·慕尼茨就提醒過她，不得在被當局監控的獄中電話上討論任何與案情有關的事。但一貫我行我素的嫻泰卻把這一警告置之腦后，她用獄中電話告訴她聘請的私人偵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月5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當他們在約定的時間見面時，盡管律師們一再追問，嫻泰堅持說：“包里真的沒有什么，就是些個人物品和兩副鬼臉面具。”

事后霍賽說：“她很聰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槍’二字，我們就不會替她取。”

嫻泰后來居然又愚蠢至極地再次打電話，催問拉瑞打算何時取包。7月日，拉瑞·弗洛斯特從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提包后，回到辦公室打開一一查看。除了嫻泰所說的鬼臉外，里面還有一只旅行用化妝箱，一瓶伏特加，兩本筆記，一臺微型錄音機，一副塑料手銬，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張警方一直在尋找的蘇爾曼大廈轉讓契約原件，上面有嫻泰偽造的伊琳·蘇爾曼簽字和諾莉·斯韋尼蓋上的公證圖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絲帕包著的，是那把殺害了達威·卡茲丁的點二二簡寧式手槍。拉瑞趕緊撥通了霍賽·慕尼茨的手機，幾位律師當時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爾利尼餐館。拉瑞還沒來得及說出轉讓契約和手槍的事，專案組的警探們已經堵在了他的門口。

“霍賽，我這里來了些警察，他們要拿走黑包。”拉瑞對著話筒說。

“他們有沒有傳票？”律師問。

“沒有。”

這不成問題。警探們馬上打電話給公訴小組。0分鐘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員把傳票送到了伏爾利尼餐館。

嫻泰經常對肯尼講：“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腦子，我們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這世上沒幾個人能玩得過我們。”這次她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里的兩本筆記是嫻泰所有筆記中的最后兩本，日期為1998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款記錄的日期是7月日。里面記載了許多與伊琳·蘇爾曼有關的事，但可惜仍然沒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線索。

從這兩本筆記中辦案人員終于知道了，出現在蘇爾曼大廈1b房間的第三個人叫赫舍·安東尼奧·阿爾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嫻泰和肯尼找來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訴洛杉磯警方，他害怕嫻泰、肯尼會加害于自己，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別是關于謀殺達威·卡茲丁一案。

根據筆記本中所記載的赫舍父親家的電話號碼，辦案人員來到佛羅里達州貝爾格拉附近一個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車區。赫舍的父親說他已經好久沒有見到兒子了，不過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會與警方聯系。

幾個月后，老人果然把兒子帶到了當地警署。赫舍說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為嫻泰母子拿他當奴隸使喚，還不付他工錢。在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赫舍的崗位是在門口。他們要他從貓眼監視樓道的動靜，詳細記錄何人何時出入蘇爾曼大廈，哪位員工在什么時候做什么，特別是蘇爾曼夫人的行蹤。在肯尼搬入1b房間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嫻泰、肯尼外出辦事時離開了他們。

赫舍把警方帶到肯尼認為“扔尸體倒挺不錯”的那片沼澤地，但仍然沒有找到伊琳·蘇爾曼的尸骨。

可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對比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師和三名私人偵探比警方和公訴方更忙。特別令他們大傷腦筋的是，由于嫻泰的滿嘴謊言，他們的調查結果常常與預期的大相徑庭，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訴方的證據。更不用說嫻泰經常編造一些子虛烏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證人，不但浪費了他們的精力，更使他們失去了寶貴的時間。這個律師-偵探八人小組一致認為，嫻泰的腦子出了問題，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覺和想象之中。她不但編謊話，而且重復幾遍之后，便對自己編的謊話深信不疑。律師們曾建議她向法庭承認患有大腦功能紊亂或心理障礙，以換取法官準許設定保釋金，或按精神病患者從輕處理，但均被嫻泰憤怒地斷然拒絕，聲稱這是對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認自己喝醉了似的。比如在談到伊琳·蘇爾曼時，嫻泰說：“我們沒有殺她。我們和她認識，是朋友。但這個老太太有神經病。她的所謂公寓樓實際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員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她失蹤的頭天晚上在樓里開了一個有妓女和嫖客參加的瘋狂派對。肯定是其中的某個人把她干掉的。”又說：“伊琳的一個朋友要我來接管這個妓院，因為他認為伊琳不稱職。你知道，我干過這一行，0多歲在洛杉磯的時候，為生活所迫。”當問及那位“伊琳的朋友”時，嫻泰說：“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公用電話給我下指示，從沒露過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