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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新澤西州一片荒郊沼澤地，肯尼讓赫舍停車，他興奮地和嫻泰嘰里呱啦地講了一陣，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語對赫舍說：“在這兒扔尸體倒挺不錯的。”

到了紐約，他們先住進離蘇爾曼大廈不遠的圣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們還記得，總看見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圍的街區轉悠，還看見他和嫻泰經常出入于高級餐館。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蓋林的名字搬入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伊琳·蘇爾曼的感覺沒錯，他一直在監視跟蹤老太太，還在筆記中詳細記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規律，何時起床，何時午睡，何時到何地散步，和什么人通過電話，特別是，和誰提到過他，等等。

6月0日，肯尼化名安東尼·溫，打電話給會計師兼公證員唐·奧其，說他需要公證一份文件，想出高價請唐跟他走一趟。還說是一位旅館經理向他推薦的唐，約唐先到那家旅館的前廳碰頭。肯尼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先觀察一下，看唐·奧其是不是一個人赴約。肯尼從旅館把唐帶到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昏暗的燈光下，唐看見一位紅棕色頭發的老婦人坐在床上，她穿戴著睡衣睡帽，鼻梁上架一副紅框眼鏡。肯尼向他介紹說這就是本樓的業主蘇爾曼夫人。唐覺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寫的8歲要年輕得多。

要公證的文件是一份房產轉讓契約。業主伊琳·蘇爾曼將這棟至少值400萬美元的公寓樓作價9萬轉讓給大西洋有限集團公司。這是嫻泰“交換”計劃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嫻泰接下來應該再起草一份棄權契約，由大西洋集團公司將桑塔馬利亞產業轉讓給伊琳·蘇爾曼。9萬美元實際上是兩者的差價。

轉讓契約上伊琳·蘇爾曼的名字已經簽好了。唐·奧其要嫻泰裝扮的“伊琳”重新簽字，他解釋說他必須親眼目睹簽字方可蓋章。嫻泰猶豫了，說她還得再考慮一下。唐·奧其后來告訴警方：“她沒有任何證明身份的證件。她說她的駕駛執照和護照都丟了。”唐無法確認喬裝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嫻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溫先生”。

第二天，嫻泰冒名伊琳·蘇爾曼打電話給另一位公證員諾莉·斯韋尼，請她到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做公證。諾莉一進門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擺設和豪華的氣派所吸引，她后來承認，她并沒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簽了字。但是她記得那位擁著絨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嫻泰一樣。而真正的伊琳·蘇爾曼卻有一雙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來的兩天里，嫻泰一邊打電話讓思坦利·帕得遜來紐約，一邊給肯尼開了一張購物單，其中列有注射器、醫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繩子、一條浴室用塑料布簾等等。

和許多犯罪分子偏愛節假日一樣，嫻泰和肯尼把作案時間也挑在獨立節后的星期天。只是萬沒想到，他們也在這一天陰差陽錯地永遠失去了自由。

1998年7月5日，嫻泰和肯尼在紐約被捕時，警方只向他們出示了猶他州的通緝令。不過兩位凱梅斯的律師們卻不以為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這次規模不算小的聯合行動，僅是為了一張1萬多美元的支票。嫻泰估計自己大概一時半會兒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羅里達的那宗結伙搶劫案。于是在被收監的第一個晚上，嫻泰用她在獄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紙——衛生卷紙——給肯尼寫了一張字條。她將條子隨身帶著，伺機交給兒子。

自從7月7日凌晨那通電話把兩起各牽涉到一條人命的案子合二為一后，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試圖從嫻泰和肯尼的嘴里掏出伊琳·蘇爾曼的下落。初次交鋒使老辣的偵探們明白了這對母子有多難對付，無論他們如何軟硬兼施都無法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嫻泰對幾乎所有問題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或“我現在無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計伊琳也許還活著，只是被綁架到了什么地方。他們想方設法企圖打動嫻泰、肯尼的惻隱之心，幫助救出老太太，沒想到這兩個鐵石心腸的家伙根本就無動于衷。

那天辦案人員唯一的收獲，就是截獲了嫻泰準備交給肯尼的那張手紙條。其實這在當時還算不上什么收獲，因為條子上那些密碼式的縮寫和暗語使警方根本不知其所云。辦案人員花了兩周的時間才把那段短信息“破譯”出來。比如is(意即“是”)這個最簡單常用的英語單詞之一，在嫻泰和肯尼之間代表伊琳·蘇爾曼(irenesilverman)兩個詞頭字母的組合，即縮寫。嫻泰以為肯尼很快就會出獄，她在字條上關照兒子說，切不可泄漏有關蘇爾曼大廈的天機；林肯車里的棕色提箱里有萬美元的現金，把東西取走后再向警方報警說車被偷了；要提防被人跟蹤；重要的文件要收藏好或交律師保管等等。和手紙條夾在一起的還有一張小紙片，上面寫著“palaza480”。

嫻泰沒有想到的是，林肯車已經到了警方手中。當天下午，法院的搜查令一經簽發，犯罪現場處的警官埃德·瓦拉斯就開始徹底搜查林肯。他前后花了整整小時，其工作之細致，連車里的一只死蛾子都列上了報告的清單。堆放在車后座的重要物品有：一只裝電子槍的空匣子，一張4月下旬在佛羅里達購買電子槍的發票，一瓶粉紅色的麻醉劑或蒙汗藥，一支未啟封的注射器，一盒乳膠手套，15本筆記本，一臺電腦，一副塑料手銬，一瓶防身噴霧劑，一臺小型錄音機及若干磁帶，一套精密監聽裝置，若干佛羅里達州、內華達州和猶他州的車輛牌照，一瓶烈酒，一只棕色提箱，內有萬多美元現金，一支9毫米格拉克手槍，幾副練習射擊用的耳塞，一匣子彈，若干首飾，幾張空白的社會安全卡、委托授權書表格和房地產過戶表格，一張有伊琳·蘇爾曼簽字的蘇爾曼大廈月租收據，以及和收據夾在一起的幾大張練習伊琳簽字的紙，一份有偽造的伊琳·蘇爾曼簽名的委托授權書，兩張向紐約市財政局繳納蘇爾曼大廈過戶手續費和預付財產稅的支票，支票日期為1998年7月日，金額分別為1500美元和5600美元，一張在拉斯維加斯雇傭裸體女傭的合同，此外還有十幾頂假發套，其中一頂紅棕色的，與伊琳的頭發顏色和發型相仿，還有與伊琳物品相似的紅框眼鏡和睡袍睡帽。

車的后廂幾乎是空的，只有一條兩米多長的黑色行李袋。埃德·瓦拉斯一米八的個頭，他可以毫不費勁地把自己裝進去。值得注意的是，本來放在后廂的備用輪胎和車用千斤頂被挪到了車廂里的司機座和后座之間。看過描寫黑手黨的著名影片《哥德斐納》的人都知道，這意味著有人打算往后廂里塞尸體。

埃德·瓦拉斯還細心地刷下林肯車輪胎上的泥土，以便通過泥土鑒定分析來確定兩位凱梅斯曾去過何處。后來，警方搜尋了所有可能的泥土來源地，試圖找到伊琳·蘇爾曼或她的尸骨，但一無所獲。

7月8日，紐約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長、首席偵探約瑟夫·雷茲尼克為首的50余人的專案組。地區檢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達為首席公訴人的7人小組。被告方的陣容也十分可觀，在最多的時候，嫻泰和肯尼共聘請了5位律師和名私人偵探。

當警方把嫻泰和肯尼·凱梅斯的名字輸入全國聯網的犯罪資料數據庫后，美國國內有4個州出現在電腦屏幕上。不算這次的蘇爾曼夫人失蹤案，其犯罪活動牽扯到00余人，其中至少有兩人失蹤、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紐約警署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訪了分布在40多個州和近10個國家的上千位相關人士，他們中最遠的到了歐洲。偵破調查工作量之巨大實為罕見。

嫻泰很知道如何與律師們打交道。他們的律師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為他們工作了48小時。據嫻泰的大兒子肯特·沃爾克回憶，當年在內華達州時，嫻泰“幾乎找遍了拉斯維加斯所有的律師。不少律師因為她滿嘴謊言而不與她合作。她總能編造出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師費，還逼迫一些人為她干不正當的事。沒有幾個律師到最后是與她好說好散的。然后她又打開電話黃頁，按字母順序打電話給下一位律師”。難怪嫻泰在紐約的律師霍賽·慕尼茨對新近加入被告辯護組的馬休·威士曼說：“你要當心，別忘了我們是在跟魔鬼周旋。他們只是想利用我們，而不會在乎我們的死活。”

嫻泰畢竟是初闖紐約，對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獄的第一個晚上，她只好請同監的女犯替她推薦律師。霍賽·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請的兩位律師之一。嫻泰一見面就對他們說：“警方沒有理由把我們扣在這里。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過是一起民事糾紛。那輛林肯車漏油，車行要是不給解決我們當然不能付錢。”另一位律師兩天后被嫻泰“炒”掉，霍賽于是替她另請了民事辯護律師馬休·威士曼。

幾天后，馬休與嫻泰、肯尼在曼哈頓刑事法庭大樓一間律師-委托人會晤室里見面時，二位凱梅斯要馬休替他們買一只小型竊聽器。肯尼曾經在一本間諜雜志上看到過這種只有拇指大小的裝置，其有效竊聽距離為半徑一英里以內。肯尼憑著記憶畫了一張竊聽器的草圖。嫻泰向馬休·威士曼解釋道，他們的計劃是，讓馬休事先偷偷地把竊聽器安裝在這張桌子底下，等下次會晤時，他們假裝“無意”發現了它，然后控告當局企圖竊聽他們的談話，使整個案子因“執法不公”而流產(撤銷)。馬休·威士曼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一非法要求。

后來在琳達和安德魯·凱梅斯請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關桑塔馬利亞產業的產權糾紛時，嫻泰又要馬休·威士曼替她偽造一張肯·凱梅斯的委托授權書。“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負責。”嫻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偽造肯·凱梅斯的簽字。這種要求簡直太過分了，馬休不僅當場退出會談，而且拒絕繼續為嫻泰兩人工作。一個月以后，經嫻泰反復要求，再三保證不再干這些違法的勾當，馬休才又重新回到辯護律師小組。

當案情的進展從民事變為刑事后，嫻泰擔心馬休沒有足夠的經驗處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請來了第三位律師邁爾·沙其。一年后，1999年7月日，隨著麥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嫻泰、肯尼的辯護小組擴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錄下了兩位公證人唐·奧其和諾莉·斯韋尼的證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