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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私人偵探，拉瑞·弗洛斯特、萊思·萊文和西西·馬克奈爾的主要任務是，找到7月5日那天見過嫻泰、肯尼的人，以提供在伊琳·蘇爾曼失蹤的時間段里，兩位凱梅斯不在現場的證據。嫻泰列了一張長長的名單，讓偵探們去曼哈頓地區的旅館、餐廳和酒吧逐一查對。偵探們認為，不能用警方通緝令或報紙上的照片請人辨認，否則可能會把人搞糊涂而作出錯誤的判斷。于是，為了喚起人們的記憶，有時候女偵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嫻泰，和打扮得近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動。有時候西西假稱她的姑姑7月5日星期天在這里吃過飯，后來發現丟了一件什么東西讓她回來找，問有沒有人在那天看見過如此這般打扮的一位60歲左右的婦人和一位0多歲的年輕人。

西西·馬克奈爾為此案工作了兩年多，每次與嫻泰見面她都會得到一張新的名單。西西后來形容這段經歷是：“嫻泰讓我一次又一次地走進死胡同。為她尋找證人就如同大海里撈針。關鍵是，那海里根本就沒有針。”

比如嫻泰說在一家賓館的餐廳里，有一位俄羅斯女招待在7月5日那天午飯時接待了他們。“她肯定記得我們，”嫻泰一口咬定，“因為我們夸獎了她的發式使她很開心，后來又給了她超額的小費。”結果餐廳經理說他們在7月份根本沒有俄羅斯小姐，他甚至還拿出了工資名單作證。當偵探們將這個消息告訴嫻泰時，她不假思索地說：“警察搗了鬼。他們不讓她和你們見面。”

再比如有一位咖啡店的墨西哥小姐叫露依莎，“我們每次去都是她接待。7月5日那天我們要了咖啡和蘋果派。她肯定記得，她認識我們。”沒錯，是有露依莎這么一個人，她也記得嫻泰和肯尼。“但星期天我們從來不開門，從來不！”咖啡店經理為露依莎作證道。

如此折騰了一年之久，竟找不到一個證人來為1998年7月5日那天嫻泰和肯尼的行蹤作證。萊思·萊文說，直到此時他才相信，嫻泰講的每一句話都是謊言。

1999年1月，預審開庭前幾天，突然有個自稱是皇宮大酒店的調酒師找上門來，說他在頭年7月5日下午看見過嫻泰和肯尼。律師們當場為他錄了像，但后來并沒有提交法庭，因為此人的證詞紕漏太多。他對18個月前發生的事情所提供的一些非常詳盡的細節，不免令人對其超常的記憶力產生懷疑。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這位證人露面之前，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曾經找到律師們的辦公室，交給他們一張嫻泰親筆寫的條子，要他們付給來人00美元。律師們就此事追問嫻泰時，她東拉西扯，顛三倒四，末了也沒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嫻泰的律師們甚至不愿意讓公訴方知道這件事，因為那位“證人”如果出庭，肯定會在交叉取證時露出馬腳，使被告方弄巧成拙。

嫻泰和肯尼還寫下一長串“熟人和朋友”的電話號碼和地址，說他們也能在某些問題上為嫻泰兩人作證。但等到律師和偵探們照著號碼撥過去時，好多人一聽是關于嫻泰的事，馬上就把電話給掛斷了。

嫻泰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女人，她總是希望她周圍的人都圍著她團團轉。她可以一天給律師打十幾次電話，每次幾十分鐘甚至幾小時，以至引起監獄中其他犯人的不滿，獄方只得禁止她使用電話數日，以示懲罰。她也從不分白天黑夜，節日周末，如果哪天晚上她失眠，那她的律師們就活該倒霉。后來律師們不得不以辭職相威脅，重新和她約法三章。

嫻泰也是一個主觀武斷自作聰明卻毫無自知之明的人，她一貫的作派就是要別人都聽她的，對她的辯護小組也不例外。她經常駁回律師們的種種建議，有幾次連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對立面。但只要是嫻泰認準的事，誰也休想改變她。

一般來講，在一場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對以下的問題作出決定：一、是否承認“有罪”；二、是讓陪審團裁決，還是免去陪審團，由法官一人斷案；三、是否出庭作證，并且在沒有律師幫助的情況下，獨立接受公訴方的交叉取證。其他策略性的問題和辯護技巧等等則應留給律師。

隨著開庭日期越來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集到足夠的證據，嫻泰不顧律師們的再三勸阻，一定要向新聞界講她的“故事”。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來說話，人們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詞。律師們已經聽了太多嫻泰的“故事”，知道她會說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將是什么結果。后來雙方總算達成協議，如果嫻泰一定要對公眾“亮相”，每次采訪都必須有她的律師或偵探在場，以防止嫻泰過分地胡說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記者提出的帶有圈套的問題，而被公訴方抓了辮子去。

比如，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訪談節目《60分鐘》的采訪中，當主持人問嫻泰為什么有幾個不同的生日時，在場的偵探萊思·萊文馬上替嫻泰回答說：“有的人有不止一個社會安全號碼，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是罪犯。”主持人又對二位凱梅斯說：“看來你們倆的麻煩不小呵。”肯尼回答道：“其實我們也不愿意這樣。”主持人馬上追問：“怎么會弄到這種地步的呢？”律師們立即指示嫻泰和肯尼不要回答這個問題。在采訪接近尾聲時，主持人對肯尼說：“我看了你在大學里的成績，別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和c，倒是戲劇表演得了一個a。”一位律師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問這樣的問題。”英國國際電視網絡公司獨家采訪嫻泰母子后付給他們7000美元。嫻泰請節目制作人用這筆錢為她和肯尼買了幾套衣服。她特別關照在訂購衣服之后，讓店方把她衣服上標明尺寸的“16號”標簽統統換成“1號”。后來嫻泰和肯尼就是穿著這些衣服上《60分鐘》節目和出庭的。

嫻泰特別膩味被捕后警方為她拍的照片，她希望在開庭之前重新照一張。獄方派人為她做了頭發，還根據她“不要看上去像監獄”的要求，特地將攝影師請到1層的圖書館。攝影師帶去了化妝品、梳子、眼鏡、圍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裝飾品。臨走時，嫻泰舊病復發，企圖順手偷走化妝品和圍巾，被獄方發現后記大過一次。

1999年1月8日，本案預審在位于紐約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號的刑事法庭大樓開庭，討論被告方提出的一項動議，關于不予在法庭辯論中引用嫻泰和肯尼在剛被捕時說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話。可能是監獄的飯菜不合口味，嫻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聽證共有18位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的執法人員出庭作證，最后，法官同意從記錄中刪除嫻泰對警方說的幾段話，例如，她曾經做過助理律師，她懂得她的權利；再如，假如允許她事先征求律師的意見，她也許可以向警方提供有關伊琳·蘇爾曼的線索；以及肯尼對辦案人員否認他有車等言論。這就是說，在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的這些證人出庭時，他們不可以引用嫻泰和肯尼說過的這些話，公訴方也不可以利用這些言論攻擊被告。

000年1月7日，開始審查挑選陪審團成員。首先從近1000名候選人中用小組篩選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進行評議。被告方請來了資深犯罪心理學家亞瑟·威德博士作為顧問，他建議被告方盡可能挑選藍領階層，如出租車司機、卡車司機、建筑工人和門衛等，因為“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我們不一樣”。嫻泰則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們比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辯護律師中，麥可·哈迪和霍賽·慕尼茨就分別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烏維勒首先對諸位候選人解釋了嫻泰與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講述了伊琳·蘇爾曼的失蹤，然后指出，本案沒有尸體、沒有dna、沒有血跡、沒有目擊者、沒有現場證據，是一個完完全全建立在間接證據或旁證上的案子。

“旁證并不比直接證據好，也不比直接證據差。沒有尸體并不意味著沒有謀殺。只要有足夠有力的證據，即使沒有尸體，你們也可以裁定謀殺罪……如果你堅持認為只有尸體才能證明謀殺，沒問題，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但是你不能進入這個陪審團。”

烏維勒法官沒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紐約州有過兩起，全美國已有十幾起沒有尸體，但被告最后被判謀殺罪的案例。這里需要說明一下，根據西方國家司法界的傳統觀念，沒有尸體則不能證明被害人已經死亡，這樣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蹤處理。

陪審團候選人要回答的問題包括，他們是否認識任何一位被告、律師或可能出庭的證人；在此之前他們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對本案的了解，是否會影響他們能否僅僅根據法庭提供的證據作出裁決；是否有語言或理解上的障礙，等等。

經過兩個星期的篩選評定，組成了八女四男共1人的陪審團，其中有：公立學校助理廚師、電話公司技術員、圖書管理員、股票經紀人、民政部工作人員、教師、律師事務所秘書、建筑工人、推銷員、兩名郵遞員，和一位有經濟學學位的婦女。按照慣例，第一位入選陪審團的成員為陪審長。此外還有六名候補陪審員。

000年月14日，對嫻泰·凱梅斯和肯尼·凱梅斯的審判正式開庭。首席公訴人康妮·佛南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了她長達小時的發言。

“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兩名被貪婪和狂妄泯滅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從加利福尼亞到拉斯維加斯，從佛羅里達到紐約，警方循著他們邪惡的蹤跡一直追到蘇爾曼大廈，在那里，他們殺害了伊琳·蘇爾曼。等你們看到和聽到我們即將呈交給法庭的證據和證詞，你們將會得出唯一而簡單的結論：伊琳·蘇爾曼已經不在人世，是這兩名被告殺害了她，因為她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們找不到她的尸體，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掠奪盜竊她的財產——那座價值數百萬的蘇爾曼大廈。”

康妮接下去告訴陪審團，早在殺人藏尸之前很久，嫻泰和肯尼就已開始精心策劃如何把蘇爾曼大廈據為己有。康妮提到嫻泰用過的0多個別名和化名，她打給產權鑒定公司查詢蘇爾曼大廈有關資料的電話，以及喬裝成蘇爾曼夫人以騙取公證員在一張偽造的契約上蓋章，那張契約將蘇爾曼大廈轉讓給嫻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還提到，嫻泰、肯尼如何利用蘇爾曼大廈的月租收據練習偽造伊琳的簽名，并試圖用謊言從一位蘇爾曼大廈的工作人員凡列莉·麥勒奧那里獲取伊琳·蘇爾曼的社會安全號碼。康妮指出，根據嫻泰的筆記，二位凱梅斯已經知道了蘇爾曼夫人準備將他們趕走。康妮說，伊琳·蘇爾曼是一位善于察言觀色，曾在商場上摸爬滾打數十載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夠準確地判斷她周圍的人和事。當她得知肯尼在蘇爾曼大廈里四處查看，發現肯尼在經過保安攝像探頭時總是把頭扭開或以手掩面，她就對他產生了懷疑。康妮提醒陪審團成員不要忘了，當肯尼被捕時，警方從他身上搜出了兩大串蘇爾曼夫人的鑰匙。

“伊琳·蘇爾曼絕對不可能把蘇爾曼大廈的鑰匙交給一個外人，特別是一個她認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這些鑰匙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從蘇爾曼夫人身上強行奪取。”

康妮還提醒大家一個事實，在過去的15年里，伊琳·蘇爾曼從未在蘇爾曼大廈外度過一夜。當康妮列舉出十幾位將要出庭的證人時，肯尼的臉色變白了，總是不停地在紙上寫著什么的嫻泰也停下了筆，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嫻泰的麥可·哈迪首先致開場白。他強調：“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謀殺的假說……公訴方有很多的推斷和猜測，但他們找不到一個證人來證明那些強加在嫻泰母子頭上的罪名。沒有尸體就是沒有尸體。”麥可說，無力破案的警方把嫻泰和肯尼抓來當替罪羊，因為“他們是外地人”。“這場審判就如同古代條頓族實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進沸騰的油鍋里由神裁決，如果那雙手仍然完好無損則定為無罪。”

代表肯尼的邁爾·沙其接著說，這樁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為沒有牢固的基礎——尸體，房子再漂亮最后也還是會被推倒的。

兩位被告律師唯一沒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證據：化名、手槍、電子槍、假發、裝在伊琳·蘇爾曼電話上的竊聽器、偽造的契約、伊琳已故丈夫沙繆爾·蘇爾曼的護照、伊琳·蘇爾曼的護照和社會安全卡、蘇爾曼大廈的鑰匙，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