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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李真受到了應有的懲處，但李真最后留下的一句話應引起我們每一位干部對嚴格執行制度規定的深思和警覺，李真的原話是：“對我的查處，如發生在5年前，決不會如此嚴重；若發生在5年后，肯定比這更嚴重！”

抓制度落實，樹立制度的權威和尊嚴是本質。盡管法律法規、政策、制度規定明確，盡管上級三令五申，我們工作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卻總是屢查屢犯，原因就是有的單位和人員一直未從思想上、認識上真正重視起來，整改不積極，走過場，形式主義嚴重，致使問題長期得不到糾正，長期得不到解決，日積月累，問題越積越多，越積越嚴重。癥結在什么地方？細究起來無非一點：有關責任追究等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制度未能落實到位。因此要真正落實制度就必須樹立制度的權威和尊嚴，不能一令再令、申而又申。對有令不行的人，嚴格按有關制度規定追究相應責任；對性質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無論其背景、地位如何，一律律之以黨紀，繩之以國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樹立起制度的權威，才能真正維護好制度的尊嚴，才能真正保證并促進制度落實到位。

抓制度落實，落實責任是焦點。隨著我國不斷加強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對工作的保證和規范促進得以有效發揮，成效顯著。然而，在我們的實際工作卻經常發現這樣的現象：有的單位和部門工作起來，有條不紊，忙而不亂，張弛有度；有的卻是工作起來時緊時松，忽上忽下，工作剛開始還像模像樣，時間一長便自我松懈下來，致使工作中疏漏不斷。我們的制度已經明確規定了每個崗位、每個人員的具體工作職責、目標、要求，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同單位和部門的工作成效不同呢？原因就在責任落實上。人是工作的主體，工作的開展和制度的落實，都要由人去完成。在落實過程中，誰來統領全局、誰來具體實施、誰來監督檢查，都有一個責任劃分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抓制度落實必須管住人，管住人才能做好工作。責任清晰、明確，并在工作中切實落實到人，制度落實乃至工作成效就有了可靠的保證。反之，責任劃分不清，責任不能落實到人，在具體工作中一哄而起，看似熱鬧，實則混亂，就容易造成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甚至落不實、不落實。

抓制度落實，要堅決防止兩種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凡事從本地區、本部門或個人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出發，認為上級雖有制度規定，但自己有具體情況、實際困難，以“合情不合法”為由，在制度落實上講究靈活性。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個別制度確有是否健全、完善的問題，況且制度自身也有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們加強制度建設就是要使之不斷健全完善，決不能以“合情不合法”為由，否定制度的原則性和權威性。工作中的領導和管理活動講究靈活性是一種藝術，而在制度落實上講究靈活性則必定是一種災難。另一種傾向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思想觀念對待上級的政策制度規定，或消極抵制、或敷衍應付、或拖磨等靠、或陽奉陰違、或表面文章、或欺上瞞下，各種花樣，層出不窮，這樣的事例，在我們的目見耳聞中并不鮮見。如審計署長沙特派辦查處的“周村挪用稅款案件”，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很深刻、很沉重了。然而，能夠以對策而抗政策的，至少應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其位，有其權”，這種傾向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和警惕。因此，如果發現這種情況，就應該而且也必須堅決按照有關責任追究等黨風廉政建設的制度規定，予以嚴肅處理。

★著重維護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利益

執政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要確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來自人民的理念。把實現、維護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奴隸社會，民就是指奴隸，是一個于“人”相對的概念；在封建社會，民是指被統治對象，是與“官”相對的概念；在新中國成以后到改革開放以前，“人民”是指一種階級劃分，是一個與“敵人”相對的概念；當前講的“執法為民”中的“民”，是指公民，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在現實中不可能絕對平等，必然存在著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和量化對比。因此，法治建設過程中仍然經常面對少數社會成員與多數社會成員的利益矛盾。執法為民，就是在這種利益矛盾雙方做出的一種選擇，即在平等保障全體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著重維護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利益。

執政為民過程中面對著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的關系問題。在多數情況下，國家利益和公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相矛盾的少數情況。執政為民就是在努力兼顧國家與公民雙方利益的前提下，堅持向公民利益傾斜。社會主義法治要求執法者必須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執法者的社會身份具有雙重性，他們一方面是執法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們本身也是公民，必然具有個人的利益追求。執法者在執法活動中經常面對自身利益與人民利益的矛盾關系，只有正確處理這種矛盾，堅持克己奉公，才能公正執法，否則，就會發生權力濫用和以權謀私。執法為民就是要求我們的執法者把人民的利益作為執法行為的唯一目的，不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

★權力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

所謂權力，是指個人所具有的并施加于別人的控制力。領導干部的權力是一種職權，是由于其在某一職位上所獲得的權力。當一個人被授予某種職權，在該職責范圍內，就具有了相應的權力，并成為具有一定權威的領導者。領導者的職權是由職位派生出來的，職權與職位相稱，也就是說有職就有權。從理論上說，職權和個人因素無關，只要是在同一個職位上，不論誰掌握，都應該具有相同的權力。

領導權力是一種公共權力，行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置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不顧，用公共權力去滿足私人欲望的現象。一些人在“權力崇拜”的意識支配下，為追求權力而角逐，不擇手段往上爬，把職權特權化。種種權力變異的現象背后說到底是缺乏對權力的敬畏。

權力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著的，它與責任緊緊相連，有一分權力就有一份責任，有一份責任就有一份擔當。只有權力而沒有責任、沒有擔當是不可能的，人民群眾在賦予領導干部權力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們責任。領導干部首先要在其位而謀其政，盡應盡的義務、干該干的事情、承擔應有的使命；其次，要為自己的行為過失承擔后果。手中的權力越大，責任也越大，領導就是責任，責任重于泰山。權力僅僅是事物的表面，權力的背后，掌握權力的人需要對權力心存敬畏。

對權力心存敬畏就要敬畏權力的神圣性，把握權力行使的正確方向，時刻警惕權力的濫用。

01年月17日，德國總統克里斯蒂安·武爾夫在首都柏林總統府發表聲明，宣布辭去總統職務。他表示自己已經失去民眾對他的信任，因此不能再擔任代表著全民道德模范的總統職位。

這位德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辭職下臺的直接原因是“房貸丑聞”：他在008年擔任下薩克森州州長期間利用職權便利獲得一大筆低息購房貸款。011年1月，德國《圖片報》率先披露了德國總統武爾夫在擔任下薩克森州州長時，曾從企業家格爾根斯的妻子手里獲得一筆50萬歐元的私人貸款。緊接著該媒體又爆料稱，一位著名電影制片人為給自己經營不善的公司換取更多的“特殊照顧”，而自掏腰包為武爾夫夫婦的套房升級。01年1月1日，多家德國媒體又進一步報道，《圖片報》在刊出頭篇文章前，曾接到武爾夫給總編輯的留言警告，如刊發這一消息，他將與該報所屬的出版集團“徹底決裂”。消息被報道后，輿論頓時一片嘩然，德國社會各界紛紛要求武爾夫“雙膝下跪乞求人們的原諒”。盡管武爾夫曾一度表示拒絕辭去總統職務，但在巨大的壓力下，最終還是被迫辭職。

武爾夫總統辭職事件表明，無論是身為國家元首的領導人，還是處在一般政府崗位的公務員，都要敬畏權力，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不能濫用職權，不能利用職權為自己謀私利。

對權力心存敬畏就要敬畏國家法律，做到遵紀守法，時刻恪守權力的邊界。法制是一個國家保持穩定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是一個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保證，更是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必需條件。社會組織中的每個人都應該敬畏法律，尤其是領導干部，更應該做敬畏法律的表率。領導干部敬畏國家法律，要在平時的言行中知法守法，辦事公開公正。0世紀6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我們拿到這個權以后，就要謹慎。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領導干部要按照黨紀國法高標準要求自己，依法行政，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常修為政之德，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縛。

領導干部敬畏國家法律，還要善于維護自己治下一方土地上的法制環境和發展環境，改革和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營造公平正義、執法為民的法制環境，要建立健全行政執法責任體系，加大對行政執法的監督力度，嚴格實施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對典型案件要及時公開曝光、嚴厲查處，加強社會綜合治理，嚴厲打擊各類影響發展環境的違法犯罪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還要引導人民群眾學法、知法、守法，開展普法活動，增強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

對權力心存敬畏就要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為廣大群眾謀福祉。干部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必須心里時刻裝著人民，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深懷愛惜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堅持權為民用，讓人民群眾得到更多的實惠。

★處理好權和法的關系

黨的***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全社會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識”。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問題。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將成為國家治理的新常態。

在新的歷史時期，黨之所以再次把依法治國擺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去重視和推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黨治理自身隊伍中出現“懂法不守法、知法仍犯法”等問題的策略選擇。當前，一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因違法亂紀而紛紛落馬，究其原因，除了自身黨性墮落、服務宗旨意識淡漠外，重要原因是法治觀念淡薄——忽視、漠視和蔑視黨紀國法；守法行為缺失——依法行政能力欠缺、遵法守法自制力不夠。黨員干部知法不守法、違法亂紀，既損害了黨的形象和執政權威，又敗壞了社會風氣、傷害了人民群眾感情，所以下大力氣對黨員干部進行法治教育迫在眉睫。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領導干部做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重在付諸實踐、做到知行合一。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想問題、作決策、干工作，無論深化改革、促進發展，還是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無論從嚴管黨治黨，還是深化作風建設，都要堅持依法依規辦事，把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要求落到實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進程中，無數黨員干部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表率踐行，維護的是人民群眾權益、維護的是社會公平正義，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強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動力支持。公平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必須始終牢記法律的天平任何時候都不能傾斜，切實做到不因私利拋公義、不因私誼廢公事。公開才有公平，透明才會清明，要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監督，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習慣于在“聚光燈”下開展工作，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處理好權和法的關系是對各級領導干部最經常、最直接的考驗。因此，要堅持依法用權、秉公用權、廉潔用權，準確把握權力邊界，按照法律法規履行職責，按照權力清單行使權力，堅決防止不作為、亂作為。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和***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自覺做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以實際行動凝聚起法治中國建設的強大力量。

★任何情況下，依法行政的底線不能突破

黨的***報告提出，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也是歷次黨代會報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執政。這對于建設法治中國、推進依法辦事、真正實現我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法治思維是人類多種思維中的一種思維，而不是全部思維。它與其他思維各有特點，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各種思維因社會歷史階段和所處境地的不同，其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不能說，只有“法治思維”是“合法思維”，其他思維都是“違法思維”。因為思維不存在是否合法問題，只有由思維支配下的行為才發生“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的區分。同樣不能說，只有“法治思維”是“正確思維”，其他思維都是“錯誤思維”。不同的思維有不同的特點，思維模式本身不存在“對”與“錯”，只有思維的應用才會發生“對”與“錯”。思維如同電腦中的軟件，不同軟件有不同的用處。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維支配下的行為方式，它是法治思維外化為行為方式的結果。簡而言之，法治方式就是符合法治精神的行為方式。法治行為方式的特點與法治思維的特點相一致，并且由后者所決定。

領導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執政骨干，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直接貫徹者和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執行者，也是依法行政的主體，理應成為自覺樹立法治思維、主動運用法治思維推動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者，成為堅持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的表率和模范。然而，在現實中有些領導干部忽視法律，決策不依法、遇事不**、辦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現象依然存在。一是特權思想嚴重，認為權大于法，對法律缺少敬畏，甚至自認為位高權重，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不守法，也無人敢于追究，因而時常突破法律底線。二是以權壓法、以權亂法現象時有發生，導致矛盾激化、干群關系惡化。三是把法律法規置于腦后，在工作過程中常出現有悖于國家法律法規的行為，甚至任意在法外擴權，將一些“霸王條款”和“土政策”披上法律的外衣，有失社會公平。四是有的領導干部雖然也懂法，也知道違法犯法的后果，但總是心存僥幸，以為背地里干點違法之事無人知曉，因而恣意妄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注意學法知法，法治觀念淡薄，不依法辦事，習慣把有限的權力擴大化；另一方面是不敬畏法律，不遵守法律，習慣靠“拍腦子”、搞個人說了算。而所有這些，實質上都是缺乏法治思維的表現。

當前中國的改革正步入深水區、進入攻堅期，矛盾凸顯如何妥善處理？利益多元如何實現公平?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用法治思維認識和分析問題、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領導干部的素質將更加體現在領導干部如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上。因此，亟需培養各級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和提升運用法治方式推進工作的能力。一是要加強法律知識學習，強化法治意識，培養積極的法治情感、法治信仰，養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的高度自覺。二是要善于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堅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與對法律負責的高度一致性。三是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事，無論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依法行政的底線不能突破。要多為群眾發展經濟保駕護航，讓經濟行為真正成為法制行為；要多放權于民、讓利于民，讓群眾在社會生活、經濟發展中受到法律保護；要依法保障公平正義，保障群眾合法利益，最大程度地規避公權力施政的風險。（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