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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春秋戰國以后，誕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晉南北朝以后，誕生的則是新文化。與漢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就連獨尊儒術也變成了三教合流（儒釋道），盡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仍是儒學。

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說，漢文明的危機，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機。

儒學原本沒有危機。當它作為民間思想存在時也是生機勃勃的，孟子甚至還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這種表現為“浩然之氣”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儒學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即便在魏晉也并未泯滅。

就說周顗（讀如義）。

周顗也是魏晉名士，名士的派頭和毛病一點不少，比如嘯、飲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難時，曾經得到過王敦的幫助，跟王導的關系更是好到十分隨便。有一次，王導枕在他膝蓋上指著他的肚子說：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無物，但像你這樣的能裝幾百個。

然而王敦兵變時，周顗卻堅決維護中央政府，與王敦交戰陣前。戰敗后又奉命出使王營，與王敦當面交涉。

王敦問：你為什么辜負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車冒犯朝廷，下官很慚愧地率領六軍出戰，沒想到王師不能振作，因此辜負了大人。

王敦又問：近來作戰還有余力嗎？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聽了當然咬牙切齒，于是有人勸周顗逃亡。周顗卻說：身為朝廷大臣，豈能在國家危難之際茍且偷生？結果周顗被王敦殺害。死前，周顗大罵王敦亂臣賊子。奉命前來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鮮血一直流到腳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觀者無不淚流滿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來。

王彬是王導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雖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卻仍然滿懷敬意，不顧王敦的淫威到周顗靈前痛哭一場，然后去見王敦。

王敦問：你的臉色怎么這樣難看？

王彬說：剛剛哭過伯仁（周顗字）。

王敦說：他自己找死，再說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聲回答：伯仁忠厚長者，又是您的親友，無辜被害誰不悲傷！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亂，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恐怕要禍及滿門。我們王家麻煩大了！

王彬說得聲淚俱下，王敦聽了暴跳如雷。他說：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謬，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旁邊的王導趕快打圓場，勸王彬下拜謝罪。

王彬說：腳疼，跪不下來。

王敦說：下跪和砍腦袋，哪個更疼？

王彬卻不理不睬，毫無懼色。

這實在讓人肅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現，在魏晉風度就叫雅量，在儒家倫理就叫氣節，可見魏晉風度跟儒家倫理未必沖突，甚至還有相通之處。但不管怎么說，人要有一點精神。這種精神讓人敬重，也讓人敬畏。實際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見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夠培養這種精神。事實上，儒學對漢文明的貢獻，就是提供了核心價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為規范，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

這正是儒學的意義所在。至少，有這么一些觀念作為全民共識，統一的帝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夠實現書同文，還能實現行同倫。因此，漢歷史雖被王莽攔腰砍斷，漢文明卻不但沒有斷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為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請參看本中華史總序《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因此要么堅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沒什么可討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為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后，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為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后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為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象，如果沒有后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只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后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啟。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刷新頁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復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后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于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歷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只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只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于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后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沖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里，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沖來視察工作。

桓沖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