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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沖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沖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只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
對此,桓沖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沖的車里,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沖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盡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只是看著高處,然后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氣很清新。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于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于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制度,則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制,既不同于兩漢的察舉,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只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瑯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沖面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于瑯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只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制,個人沒有了奮斗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斗?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于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家伙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么都不會,只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別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畝并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態度是遏制還是鼓勵。
至少,也是默許。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
結果,他自己當夜先被干掉。
被謀殺的司馬曜,其實是東晉最后一個皇帝,因為此后的安帝癡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則被劉裕廢殺。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識到末日將臨。他被殺前不久,天上出現了彗星,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說: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來哪有萬歲天子!
當然,也不會有萬歲王朝。
這個時候,如果儒家倫理還有權威,事情也許會好辦一些。因為儒家倫理盡管問題多多,卻好歹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晉卻只有門第觀念,沒有精神支柱。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和特權,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民共識,又豈能支撐帝國的大廈?
支柱倒塌的結果,是精神的空虛、心理的變態,比如酗酒和嗑藥,再加奢侈和斗富。最離譜的,是晉武帝司馬炎為了幫舅舅比闊,賜給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樹。洛陽富豪石崇見了,卻不屑一顧地將其砸碎,然后擺出自己的珊瑚樹任由那位國舅爺挑選,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豈非變態?
變態并不奇怪,因為靠壟斷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實是文化暴發戶。暴發戶都是要炫富的,因此連同名士們自鳴得意的雅量、清高和灑脫,都帶有炫耀和標榜的意味。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竟只能通過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來實現,這說明這個階級完全沒有底氣。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過客。
這就跟春秋戰國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機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著方興未艾的地主階級,腐朽沒落的只是上層的領主階級。這時,華夏文明當然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實現自我修復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華夏化的蠻夷,比如齊,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創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階級,甚至不能單靠漢民族來完成。種種事實都證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動蕩和分裂只不過意味著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華的歷史,勢必走向南北朝。
后記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也就是沖帝去世那年,東漢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聯名的舉報信,舉報當朝太尉李固目無君父。證據是:沖皇帝出殯時,道路兩旁的臣民無不痛哭流涕,李固卻濃妝艷抹,搔首弄姿,左顧右盼,走著貓步賣弄風情,只有自戀之意,全無悲痛之心。
啊!李固是女人嗎?
不,男人。
但看起來,比女人還女人。
不知道這是不是顧影自憐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東漢末年應該已經開始,后來的魏晉名士只不過登峰造極而已,盡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
何晏他們,則確實不男不女。
這未必是什么好兆頭。因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兩個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細膩,難免英雄氣短;粗鄙又要假裝文雅,只能兒女情長。但無論哪種原因,結果恐怕都一樣。
是的,雄性激素減少,變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晉,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與士族階級有關。魏晉士族不同于歐洲騎士、日本武士之處,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則雅,雅則柔,雅化的同時往往也是陰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漢化的胡人來開創,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說的。
不過,魏晉的男人雖然女性化,魏晉的女人卻相當出色和能干。這也許要拜禮崩樂壞所賜,或者那時的男人實在萎靡不振。總之,讀《晉書·列女傳》和《世說新語·賢媛》,你會發現那里面的女人一點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許允之妻。
許允之妻是衛尉(首都衛戍司令)阮共的女兒,長得奇丑無比,因此許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進入洞房。后來經朋友勸說勉強走入房內,又掉頭就跑。允妻知道他這一去再也不會回來,便一把拽住許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許允說:婦人四德,你有幾個?
四德,就是品德、言語、容儀、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