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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的表現是嗑藥、酗酒和清談，它們的危害性則很難做出排行榜。就個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藥；就國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則是清談。清談當然自有價值，也未必一定誤國，但清談如果上癮，那又與嗑藥何異？政府官員如果只知清談不務正業，又豈非有??？

酒也一樣。飲酒當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兒阮咸那樣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甕，諸阮圍坐甕前直接用嘴吸。如果豬聞到酒香趕來，便與豬共飲。這實在很難說是自由還是放任，解放還是墮落。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為他們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彌天大網籠罩著世界，沒有誰能展翅飛翔。也許，只有在藥性發作和醉生夢死之時，或者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才多少能感覺到自由吧？這是在不自由時代體驗的病態自由。

顯然，心理有病，歸根結底是社會有病，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為美人的?，F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社會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獨立　　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漢國將領羯人石勒大破晉軍于苦縣（今河南鹿邑），晉軍將士十萬多人無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數被俘，包括他們的元帥。

元帥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瑯邪臨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膚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難區別。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說王衍跟眾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塊當中。

何況王衍的風度也極好，王戎所謂“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說的就是他，王導則說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為名士的標桿，人們一提起他幾乎都是贊不絕口。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卻風骨全無。石勒問他晉軍為什么會戰敗，他卻回答自己并不管事，還勸那胡人趁機稱帝。如此諉過于人又賣身投靠，讓奴隸出身的石勒十分憤怒。他說：太尉名揚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說沒有責任？我看破壞天下的罪魁禍首，正是您老人家！

結果，全身癱軟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過石勒倒也沒想殺他，因為王衍實在漂亮。猶豫再三之后，心存惻隱的石勒問部下：本將縱橫天下，從沒見過這么有風采的，能饒他一死不？

部下說：他又不會為我們賣命，留著有什么用？

石勒說：那也不能動刀。

王衍終于沒能像庾亮和李勢妹那樣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為自己換得了一種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墻砸死。臨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說：我等當年如能勤勞國事，不癡迷于清談，也不至于會有今天?。?

難怪桓溫認為，北方的淪陷此人要負責任。

很難說西晉的滅亡就該歸咎于王衍的空談誤國，實際上這個王朝從誕生之日起就已經該死。至少，恢復封建制度的司馬炎，釀成八王之亂的賈南風，還有他們在曹魏時期大搞陰謀詭計和宮廷政變的祖宗，也都是禍亂之源。

但王衍的兩面性，同樣毋庸置疑。

作為名士的標桿，王衍無疑是漂亮的。據說，山濤看見童年的他，曾驚訝地說：誰家女人，能生出這樣的孩子！王衍也是瀟灑的。由于痛恨老婆貪財，他發誓口中絕不提“錢”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錢把床圍起來。王衍的辦法則是喊了一聲：來人呀！把這些東西拿走！

不清高嗎？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實勢利。他的女兒原本嫁給了太子司馬遹為妃，司馬遹受賈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離婚。他擔任宰輔后，也不以國家安危為念，而是費盡心機為自己留后路，還自鳴得意地說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貪生怕死和賣國求榮，其實不足為奇。

看來追求真實的魏晉，也同時彌漫著虛偽?；蛘邷蚀_地說，魏晉的時代特征就是充滿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沒錯，菊花與刀。

只不過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晉則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淵明的東籬下，也在簡文帝的華林園，還在王敦和桓溫的軍營里。因為就連兩晉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晉的主人翁。

的確，中華之有士族，正如歐洲之有騎士，日本之有武士。他們都是相對獨立的階層，圈子意識很強，有自己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規范、道德觀念和審美標準。比方說，以尊重女性為美德（歐洲騎士），以完成責任為天職（日本武士），以血統純正為高貴（魏晉士族）。

然而魏晉的士族，與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和職業標志，士族卻相當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脈和傳統。由是之故，騎士離開軍團即為劍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晉之士如果出身寒門，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獨立，就無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

實際上從漢末起，士大夫階層就一直在尋求獨立。這固然因為要反對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才是最能維護文化價值的人。這是他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因此當仁而不讓于皇帝。

這就為皇權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黨錮之禍。也就是說，在地方集權于中央，中央集權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許任何人結黨的。但不準結黨，卻不能不準成家，甚至還得鼓勵。于是，一個家族如果世代為官又繁衍不息，他們就成了世家。當世家越來越多時，士族就獨立了。

當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實現獨立。

沒人能夠阻擋這一趨勢，更何況司馬睿的東晉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來建立。結果，是士權開始抗衡皇權，士族與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領域，更是天高皇帝遠，文化的發展也就有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魏晉成為春秋戰國以后又一思想活躍期，這是原因之一。

可惜，這種獨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兩層含義。第一，士族只是作為整體和群體相對獨立，士族中的個人是不獨立的。第二，士族作為群體的獨立，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國的統治者動輒可以將其族滅，哪怕他是名門望族。在這個問題上，舉起屠刀的人并無顧忌。因為滅了九族，還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晉其實沒有安全感。而且，正因為他們與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其他人更沒有安全感，盡管那個時代據說是他們的。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

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果，便只有無窮無盡的糾結和煩惱。因為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里；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只能訴諸遠慮。于是玄學應運而生并大行其道。因為玄學之為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為思想的馳騁開辟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為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為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偽，就只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為則無不為，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于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于此。

但這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因為士族成為士族，原因在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才能世代為官為宦。因此，為了壟斷仕途，就必須堅持儒家路線，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F在，士族占領了上層建筑，儒學卻丟失了輿論陣地，豈非悖謬？如此悖謬，人心豈能不亂？

當然如此。只不過，亂有亂的意義。

非病不可　　中華文明早該大病一場。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樣。而且嚴格地說，沒有哪種文明能夠一成不變地長久維持良好狀態，正如沒有誰能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會開始糜爛，從成熟走向爛熟，從鼎盛走向衰亡。這時，命運和選擇就只有兩種：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選擇了后者。

實際上中華文明能夠三千七百年不中斷，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延續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為我們能夠通過大動蕩實現大整合。這就像一個人病后產生了抗體，獲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大動蕩。

之前則是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動蕩的結果，是產生了第一帝國（秦漢）和漢文明。魏晉南北朝動蕩的結果，則是產生了第二帝國（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將二者相比較：魏晉相當于春秋，南北朝相當于戰國。

這當然有道理。事實上，兩次大動蕩都因為前一種文明出了問題。春秋面臨周文明的崩潰，魏晉面臨漢文明的危機，總之是老祖宗風光不再，新問題層出不窮。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周的差錯在制度，漢的麻煩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