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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它就是真實。

真實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沒有哪個民族和哪種文明會主張虛偽，反對真實。因此，它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有物理的真實，也有心理的真實；有認知的真實，也有情感的真實；有科學的真實，也有藝術的真實。那么請問，魏晉追求的又是哪種真實？

心理、情感和藝術的。

顧愷之的畫便體現了這一點。他畫人物，有時幾年目不點睛。因為在他看來，人體的其他部分無關緊要，傳神寫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兒裴楷的臉上無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須，理由是更能體現此人的神采風韻。

實際上就連儒家倫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實的基礎之上。在孔子他們看來，人最真實可靠的，莫過于親親之愛。父母愛子女，子女愛父母，是與生俱來和不證自明的，需要的只是發揚光大。因此，從“父慈子孝”出發，便不難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實，豈是可有可無？

可惜在魏晉兩代的政權內部，這種真實蕩然無存。權臣篡位，宗室逼宮，親人反目，骨肉相殘。曹丕與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難容，司馬家族更是刀兵相見。他們不但不講親情，就連起碼的事實和道理都不講。

晉武帝的兒子楚王司馬瑋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賈南風之命殺了汝南王司馬亮的，卻被以矯詔的罪名綁赴刑場。臨刑前，二十一歲的司馬瑋從懷里拿出青紙詔書對監斬官說：為了國家受詔而行，竟落得這個下場！那監斬官也只能低頭流淚，不敢仰視。

請問，此時此刻，真實在哪里？

誰都清楚，誰都不說。

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王戎，他其實是時代的縮影。實際上，在一個不真實的時代追求真實，這本身就是悖論。因此魏晉對核心價值的種種追求，就只能變態畸形，充滿了糾結。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樣。

比如何晏。

病態的自由　　何晏沒想到自己會死。

或者說，沒想到司馬懿會殺他。

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何晏，是何進的孫子、曹操的養子，從小在宮中長大。后來，他在司馬和曹魏的政治斗爭中站錯了隊，成為曹爽黨羽，結果敗者為寇。

不過，剛開始司馬懿并沒有逮捕何晏，反倒讓他參加了對曹爽“謀反”一案的調查，而且事先告訴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則深挖細找賣力辦案，終于查出了丁謐（讀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著材料向司馬懿匯報。

司馬懿說：還差一個。

何晏情急之下脫口而出：難道是我？

司馬懿說：正是。

于是何晏被滿門抄斬。

何晏就這樣死了，盡管說起來他也是聰明人。當年曹操收編了何晏的母親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為兒子。這時何晏雖然年方七歲，卻很有主見。他的辦法，是在地上畫了一個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問：這是什么？

何晏說：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這點小聰明，完全對付不了司馬懿的老謀深算，宮廷和官場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無情的絞肉機。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隊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過何晏雖然死于非命，卻并不妨礙他成為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因為至少有三種風尚與他有關，甚至由他開風氣之先，這就是談玄、嗑藥、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風氣大約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但名氣最大的還是何晏。他原本就長得白白凈凈，卻無論走到哪里都粉白不離手，以便隨時隨地可以補妝。走路的姿勢大約也婀娜多姿，還要一步一回頭觀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辦法是在大熱天請何晏吃熱湯面。于是何晏一邊吃一邊擦汗，結果那張臉越擦越白，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臉。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妝品，只不過我們不知道配方。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藥。這種藥叫五石散，東漢醫圣張仲景就開過處方，作用是療傷治病強身健體，正如偉哥的研發目的是治療心臟病。同樣，正如偉哥的“副作用”改變了人類生活，何晏也意外地體驗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當然，他可能略為改動了一下藥方。

五石散成了魏晉的偉哥。

很難說這件事是否可以寫進中國科技史。但這項科技創新成果及其應用，或許應該享有馬鐙子和印刷術的歷史地位。馬鐙子增強了騎兵的作戰能力，從而造就了歐洲的騎士階層；印刷術打破了特權階層對知識的壟斷，使文化的大面積傳播成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變了士大夫的風度。

形成于兩漢的士大夫，原本應該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謙謙君子。因為按照儒家倫理，服飾是身份的標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體，衣冠不整，甚至穿著隨便不合禮制，都會是很嚴重和不可原諒的行為。

但是嗑藥的人顧不了這許多。因為藥性發作以后，會有一系列的藥物反應（比如全身發熱然后發冷），弄不好還會死人。解毒的辦法，是吃冷食，喝熱酒，洗冷水澡，還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寬大的舊衣服，哪怕里面長虱子。

于是從何晏開始，風尚為之一變，名士的形象也慢慢變成了這個樣子：寬衣博帶，披頭散發，腳拖木屐，手持麈尾，捫虱而談。就連那些不嗑藥的也見樣學樣，甚至裝出抓虱子的動作，以為飄逸和瀟灑。

這實在讓人跌破眼鏡。

服飾與心理和性格是統一的。外表變了，內心世界也會改變。或者反過來說也一樣：模樣變了，是因為思想起了變化。實際上魏晉名士早就想改頭換面，藥物反應只不過是借口。因為時代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倫理的束縛，實現心靈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為自由故，衣冠皆可拋。

的確，魏晉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給僧人兼清談家支道林兩只鶴，支道林非常喜歡。為了留住它們，他剪掉了鶴翅的羽毛。有翅難飛的鶴低頭看著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喪。支道林感慨地說：既有凌云之志，豈肯做人玩物？于是細心調養，讓鶴長好翅膀，任其飛翔。

支道林能夠如此，無疑因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這才能將心比心。但他的這份同情心，恐怕很難加之于麻雀之類的其他飛禽，只會用于鶴，或者鷹。畢竟，鶴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鶴被視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著一種人生的理想和態度。

什么理想？什么態度？

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

這其實是從莊子以來就有的價值追求，只不過魏晉在真實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是自由的體現，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難以做到真實。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沒有藝術。因此，自由而真實就一定漂亮。鶴，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談何容易，我們民族在歷史上甚至對自由產生過恐懼感，或者視自由為貶義詞，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為，最好的理解也不過自由自在。這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課題，當然只能從長計議。這里要說的是：魏晉對真實、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現出一種病態。

玉璧般的衛玠就是這樣，他是柔弱到連質地輕軟的羅衫都不堪承受的，這豈非根本就是病人？實際上從顧影自憐的何晏，到弱不禁風的衛玠，表現出的都是病態美，只不過衛玠是身體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