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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李安浦打開電腦。

他為宋翰林新近寫的博客吸引住了。

宋翰林博客的題目是《異形器上的倉頡——漢字源始的民間探索》。說是民間探索，卻顯得挺專業的。

……漢字的根伸向哪兒，它的源始何在？歷來有許多爭論。大多古文獻都說漢字是由倉頡創造的，許慎的《說文解宇》試圖作出圓通的解釋，認為伏羲作八卦“以垂憲象”，是啟發人們根據不同的事物去作不同的符號。神農氏“結繩而治”，但庶事繁多，結繩不能滿足。黃帝時代，“雙瞳四目”的奇人倉頡誕生了。他仰觀星象圓曲之勢，俯察龜紋、鳥羽、山川，乃至手掌紋路，終于造出了文字。

倉頡，黃帝時期造字的一位史官。確切地說，他只是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性人物。《荀子?解蔽》記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也說過：“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漢字的出現，其實并非倉頡一個人的功勞，而是由許許多多像倉頡這樣的人共同創造的。倉頡不過是文字起源的代名詞。所以，研究漢字如何起源的意義，遠遠大于是誰創造了漢字。

考古發掘，是釋疑解惑、證實歷史的一種最好方法。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動搖了《說文解字》中有關文字起源的解釋，對于“六書”理論，也提出了質疑。在江南，在太湖流域考古中，不少良渚文化遺址出士了帶有記事符號的陶器。專家們把這些符號稱之為“原始字符”。仔細分析，有些確實很接近文字。說起來，最早是在1935年，考古學家何天行在浙江良渚發現過刻有十幾個符號的黑陶盤，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對照、分析，發現其中七個符號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三個在金文中有同形字。可惜，當時受到種種局限，沒有將研究深入下去。此后，考古中不斷發現有原始刻符的良渚文化器物。趙陵山遺址一件陶蓋上的紋飾，布局均衡，流暢細膩，意象神圣，被稱之為“源極圖”，是良渚先民思維智慧的結晶。近些年，浙江良渚博物院組織了專題研究工作，僅僅七八個月，就收集到器物五百多件，刻符六百多個。有一些刻符，一眼就可辨別出花、鳥、龍蝦、鱷魚、毛毛蟲的形狀。有一個圖案像是咬了一口的蘋果，令人聯想起了偉大的喬布斯。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民間人士也醉心于這個課題。杭州的收藏家們在熱心人士的支持下，創辦了一家遠古文化博物館，陳列的史前文物中，不僅有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還有十分罕見的異型器——從未見諸書刊、難以名狀的骨器、玉器。

異形器上也留下了倉頡的印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高度關注。

那些原始刻劃字符，大多由簡單的短線段、弧線，通過并列、垂直、交叉等組成不同的形狀。如果說陶符的刻劃部位，幾乎都在黑皮陶罐的沿口或罐身，而異形器上的刻符則出現在動物胛骨上、石器上，甚或出現在玉器上。有些刻符還與良渚時期最典型的人獸紋同時出現。他們發現了十幾件器物上有“臺地立鳥”圖案，這種圖案只在良渚博物院的一件玉璧上見到過。由于尚在草始階段，更多的符號一時還難以破譯，但已有一些刻符能看出人、鳥、獸的象形，辨認出水（川）字。

遠古文化博物館的創辦者們，憑借自己的藏品與研究，十分興奮地說：這是中國殷商甲骨文的祖形，中國文字的源頭在良渚文化時期！骨器上有文字，玉器上也有文字。中國印璽的歷史源頭找到了，也是在良渚文化時期！印面既有圖紋，也有文字。

究竟是真是偽？究竟是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它們具有怎樣的學術意義？一切尚在探索之中，過早地下結論，于事無補。事實上，民間人士的研究各方面局限頗多。但是不管怎么樣，良渚文化異形器上的倉頡——所有關心中國文字史的人，都無法漠視這個現象。

專家們歷來認為，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系統。

可是，隨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理論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漢字源始的課題，也迅速與良渚文化結緣。良渚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七十多年來，考古學家們從環太湖良渚遺址中發掘出大量文物，見到了很多刻劃象形、圖騰和幾何形的符號，這些符號，對于研究良渚時期有無原始文字，良渚刻劃字符在中國文字起源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提供了無比珍貴、不可忽視的資料。

根據已經發表的良渚刻劃符號資料分析，這些符號可以分為單個符號、串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符號、串連在一起的圖畫符號等類型。多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最著名的，是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有學者認為，這四個字符，“如果自左至右讀，它們似乎記錄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區一個以魚為圖騰的強大的部落聯盟，曾經征服吞并了許多與之毗鄰的擅長造船的氏族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讀，這似乎是一個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曾經制造了一批玉戚的記錄。”并且認為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原始文章”。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為考古學家、文字學家們看重。饒宗頤先生曾經考釋說，“乃有關古代奇肱民之記載”，并認為這“是相當成熟之文字記載，與甲骨文為同一系統，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學者懷疑，覺得有可能是當年購買這件陶器時，“為利所驅使者作偽，以抬高‘身價’”，或者是“可能屬于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劃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符號下部猶如人字形似的分開，有的學者稱之為鳥紋，有的學者稱之為云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