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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迄今為止，幾乎所有關于刻劃字符的報道中，都沒有涉及到異形器。也就是說，杭州的遠古文化博物館的發現尚屬個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兩點解釋：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遺址，與農田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遺址本身就在農田里，被發現了是遺址，沒有發現就是農田。而農田面積遠遠地大于遺址面積。許多遺址都是在意外發現后才被“搶救性”發掘的。農民往往是發現“寶貝”的第一人群。出于種種可以理解的因素，在長期的市場流轉中，許多文物被民間收藏家收藏。這個數字很難統計，可以估計高于博物館收藏。某些品類或許博物館尚不具備。

二是經過幾十年的刻苦學習、研究，民間鑒賞家的專業水平，已經不亞于專家。他們大多不是富裕的人，不想跟自己的錢“較勁”。他們的鑒賞能力是在實戰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所以他們特別用功，特別謹慎，特別注重比對，認真向高手請教，虛心汲取經驗教訓。相比而言，他們比專家們少一點陳見，少一點主觀，少一點條條框框。

正是如此，民間研究者們大膽地提出了“疑似紅山文化玉璽文字”（距今5300年——）、“良渚文化甲骨文祖型”（距今4200年——）、“昌樂骨刻文”（距今4000年——）、“殷墟甲骨文”（距今3700年——）的概念。認為這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脈絡。中國文字的萌發、形成與發展，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

中國的文明起源一樣，是四面八方的星星之火，匯聚成神州大地的燎原烈火。漢字的源始也是多元一體。所以，每一個有理智的學者，都必須摒棄“中原文化中心論”、“黃河中心論”，承認良渚文化字符也是漢字的重要源頭之一。

何況還有實物佐證。

應該看到，良渚時期的刻劃字符，并沒有專屬的器類以及刻劃部位，表現出相當多的隨意性。它們是先人的某些特殊的記事符號，具有標志的作用。因而不難推測，它們出現在民間收藏家所說的“異形器”上，也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對于“異形器”的鑒別和研究，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但已經預示，“異形器”蘊藏著意想不到的秘密。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機構牽頭認證，也很少有人愿意站出來表態支持。遠古文化博物館很想向某個國有博物館無償捐贈一批藏品，卻得不到回應。滿懷希望登門拜訪，不僅連一杯茶水都難以享受，藏品更是不屑一顧。顯然，這不是對人的冷漠，而是對于民間人士參與考古研究的冷漠，對于文字源始探索的冷漠。

當東方文明的曙色剛剛吐露，先人們揉揉惺忪的眼睛，走出懵懂，迎接黎明的時刻，以刻劃字符表達內心的感覺，無疑是很大的進步。他們都是“前倉頡”。一個字符或許含有不同的意思，只有“前倉頡”，才能解釋清楚。字符的主要功能是幫助記憶，在某種特定場景下，為了引發記憶，必須由當事人作解釋。一旦脫離那個場景，或者“前倉頡”有所遺忘，這個字符就會失去何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刻劃字符號植根于文化背景關系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即便是那些有所組合的多個刻符，意義較為豐富，仍處于文字產生之前的起源階段，尚不能稱作文字。但無論如何，史志不曾記載的“前倉頡”，功不可沒。

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正在極其艱難地進行。惟其難，才需要多種力量參與。在漢字源始的研究中排斥民間人士，顯然是愚蠢的。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深入，隨著不同器物、不同刻劃字符的發現和釋讀，解決漢字源始問題的陽光，終究會穿透云翳。

李安浦讀過宋翰林的博客，又把它收藏了。也許過一些時候讀，還會有新的理解。與此同時，他聯想起了宋翰林這個人，是收藏家、鑒定家，還是學者、研究員？似乎什么都是，卻又什么都不是。他的興趣很廣泛，每個領域都能說幾句，甚至都想把手伸進去。不過，從字里行間不難看出，宋翰林似乎在發牢騷，為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創辦的遠古文化博物館，并沒有受到很高的重視。他把自己擺在民間人士的位置上。退休了，或許應該算民間人士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想給一家國有博物館捐贈文物，竟然不受待見。

這究竟是為了什么呢？

難道在許多人眼里，宋翰林早已不算權威？或者，他們所研究的課題，在專業人士看來，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李安浦想來想去不明白，只好把疑團丟在了一邊。心想，“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慢慢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