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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另一則說：“鐘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鐘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楊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鐘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簡傲》）

晉人盛贊大名士的體質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風姿特秀”，人比之為“松下風”，說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說·容止》）。鐘會（225—264）所聞所見也許就是這些吧。

《世說》另一則說：“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誕》）

他們不交一言，因為他們要欣賞的只是純粹的音樂美。王徽之要求桓伊為他吹笛，因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為他吹，因為他知道他能欣賞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聽完以后，還有什么別的要交言呢。

《世說》另一則說：“支公好鶴。住剡東峁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言語》）

阮籍（210—263）、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賢”中的人。“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上去，便共飲之。”（《世說·任誕》）

支遁（314—366）對鶴的同情，諸阮對豬的一視同仁，說明他們具有物我無別、物我同等的感覺。要有風流的品格，這種感覺也是本質的東西。要成為藝術家，這種感覺也是本質的東西。真正的藝術家一定能夠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繪的對象上，然后通過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現出來。支遁本人也許就不愿意做別人的玩物，他把這種感情投射到鶴的身上了。雖然沒有人說他是藝術家，可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正是個真正的藝術家。

情的因素

本書第十章已經講過，莊子認為圣人無情。圣人高度理解萬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萬物變化的影響。他“以理化情”。《世說》記載許多人而無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謝安（320—385）的故事。他任晉朝丞相時，北方的秦國大舉攻晉。秦帝親任統帥，自夸將士之多，投鞭長江，可以斷流。晉人大為震恐，但是謝安鎮靜、寂然，指派他的一個侄兒謝玄，領兵抵抗侵略。公元383年進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謝玄贏得決定性勝利，趕走了秦軍。最后勝利的消息送到謝安那里的時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信看了以后，把信擱在一邊，和先前一樣，繼續下棋。這位朋友問前線來了什么消息。謝安還是那樣平靜，答道：“小兒輩大破賊。”（《世說·雅量》）

《三國志·魏書》鐘會傳附王弼傳的注中，記載了何晏（249年卒）與王弼（226—249）關于情的討論：“何晏以為‘圣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鐘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圣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王弼的理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圣人有情而無累。這句話的確切意義，王弼沒有講清楚。它的含義，后來的新儒家大為發揮了，我們將在第二十四章加以分析。現在只需要指出：雖然新道家有許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許多人是主情派。

前面說過，新道家強調妙賞能力，有了這種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現的理論，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許多人隨地排遣了他們的情感，又隨時產生了這些情感。

“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234—305），《世說》里有他的一個故事，就是例子。故事說：王戎喪兒，“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傷逝》）。

王戎的這番話，很好地說明了，為什么新道家有許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動情，倒不在于某種個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例如，《世說》有這一則衛玠（286—312）的故事：“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茍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言語》）

《世說》還有一則說：“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任誕》）

由于有這種妙賞能力，這些有風流精神的人往往為之感動的事物，其他的普通人也許并不為之感動。他們有情，固然有關于宇宙人生總體的情，也有關于他們自己的個人感觸的情。《世說》有一則說：“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任誕》）

性的因素

在西方，浪漫主義往往有性的成分在里面。中國的“風流”一詞也有這種含義，尤其是在后來的用法上。可是，晉代新道家的人對于性的態度，似乎純粹是審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說》有一則說：“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任誕》）

《世說》又有一則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當時中國的風俗，一位夫人是不可以介紹給她丈夫的朋友的。因此韓氏對她丈夫說，這兩位朋友下次來了，她想在暗中窺看一下。“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賢嬡》）

阮籍、山濤（205—283）妻韓氏，都是欣賞異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愛。或者可以說，他們只是欣賞美，忘了性的成分。

像這些都是晉代新道家“風流”精神的特征。照他們的看法，“風流”來于“自然”，“自然”反對“名教”，“名教”則是儒家的古典的傳統。不過，即便是在這個儒家衰微的時期，還是有個名士和著作家樂廣（304年卒）這樣說：“名教中自有樂地。”（《世說·德行》）我們將在第二十四章看到，新儒家就是在名教尋求此樂的一種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