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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繼承秦朝。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統一六國之后，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后李斯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于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準了李斯的建議，于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于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臺，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贊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嘗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嘗試，他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后，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于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它僅只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制度的基礎，這種制度是用于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后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子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后來又作了《六緯》，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只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孳”，它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跡。這都是荒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于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個圣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