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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于它聲稱擁有“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里不必詳說。這里必須說的只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得到劉歆（約公元前46—公元23）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于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后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于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于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铀汲?，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吨杏埂窊f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在《孟子》里，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保ǖ诙恼拢睹献印防镆策@樣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保ā豆珜O丑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歷史循環。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做天子所做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性學說做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只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么就只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1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面，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面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揚雄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贊了孟子。不過這也無礙于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公元27—約1），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墩摵狻菲允當?，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保ā墩摵狻へ钠罚┯终f：“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論衡·薄葬篇》）

王充用這種精神有力地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無論是目的論的，還是機械論的。關于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面，他寫道：“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論衡·譴告篇》）

關于此論的機械論方面，他說：“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順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保ā墩摵狻ぷ儎悠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