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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僅只是莊子的求得相對幸福的方法。只需要順乎人自身內在的自然本性，就得到這樣的相對幸福。這是每個人能夠做到的。莊子的政治、社會哲學，目的正在于為每個人求得這樣的相對幸福。任何政治、社會哲學所希望做到的，充其量都不過如此吧。

情和理

相對幸福是相對的，因為它必須依靠某種東西。這當然是真的：人在能夠充分而自由地發揮自然能力的時候，就很幸福。但是這種發揮在許多情況下受到阻礙，例如死亡、疾病、年老。所以佛家以老、病、死為“四苦”中的“三苦”，是不無道理的。照佛家說，還有“一苦”，就是“生”的本身。因此，依靠充分而自由地發揮自然能力的幸福，是一種有限制的幸福，所以是相對幸福。

人可能有許多大禍臨頭，最大的大禍是死亡，《莊子》中有很多關于死亡的討論。畏懼死亡，憂慮死亡的到來，都是人類不幸的主要來源。不過這種畏懼和憂慮，可以由于對事物自然本性有真正理解而減少。《莊子》里有個故事，講到老子之死。老子死了，他的朋友秦失來吊唁，卻批評別人痛哭，說：“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養生主》）

別人感到哀傷的范圍，就是他們受苦的范圍。他們受苦，是“遁天之刑”。感情造成的精神痛苦，有時候正與肉刑一樣的劇烈。但是，人利用理解的作用，可以削弱感情。例如，天下雨了，不能出門，大人能理解，不會生氣，小孩卻往往生氣。原因在于，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氣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惱怒要少得多。正如斯賓諾莎所說：“心靈理解到萬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圍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圍內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為它們受苦。”（《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Ⅵ）這個意思，用道家的話說，就是“以理化情”。

莊子本人有個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莊子妻死，惠施去吊喪，卻看到莊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說，你不哭也就夠了，又鼓盆而歌，不是太過分了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至樂》）郭象注：“未明而概，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情可以以理和理解抵消。這是斯賓諾莎的觀點，也是道家的觀點。

道家認為，圣人對萬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所以無情。可是這并不是說他沒有情感。這寧可說是，他不為情所憂亂，而享有所謂“靈魂的和平”。如斯賓諾莎說的：“無知的人不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擾亂，從未享受靈魂的真正和平，而且過著對上帝、對萬物似乎一概無知的生活，活著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圍內，簡直可以不動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上帝、萬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遠存在，永遠享受靈魂的和平。”（《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XLⅡ）

這樣，圣人由于對萬物自然本性有理解，他的心就再也不受世界變化的影響。用這種方法，他就不依賴外界事物，因而他的幸福也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他可以說是已經得到了絕對幸福。這是道家思想的一個方向，其中有不少的悲觀認命的氣氛。這個方向強調自然過程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人在自然過程中對命的默認。

獲得絕對幸福的方法

可是道家思想還有另一個方向，它強調萬物自然本性的相對性，以及人與宇宙的同一。要達到這種“同一”，人需要更高層次的知識和理解。由這種“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的絕對幸福，《莊子》的《逍遙游》里講明了這種幸福。

這一篇里，描寫了大鳥、小鳥的幸福之后，莊子說有個人名叫列子，能夠乘風而行。“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他所待者就是風，由于他必須依賴風，所以他的幸福在這個范圍里還是相對的。接著莊子問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莊子在這里描寫的就是已經得到絕對幸福的人。他是至人、神人、圣人。他絕對幸福，因為他超越了事物的普通區別。他也超越了自己與世界的區別，“我”與“非我”的區別。所以他無己。他與道合一。道無為而無不為。道無為，所以無功，圣人與道合一，所以也無功。他也許治天下，但是他的治就是只讓人們聽其自然，不加干涉，讓每個人充分地、自由地發揮他自己的自然能力。道無名，圣人與道合一，所以也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