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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我說過，哲學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環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這些就構成這個哲學的特色。

就個人說是如此，就民族說也是如此。這一章將要講一講中華民族的地理、經濟背景，以便說明，一般地說中國文化，特殊地說中國哲學，如何成為現在這樣，為什么成為現在這樣。

中華民族的地理背景

《論語》說：“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讀這段話，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著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的不同。

中國是大陸國家。古代中國人以為，他們的國土就是世界。漢語中有兩個詞語都可以譯成“世界”：一個是“天下”，另一個是“四海之內”。海洋國家的人，如希臘人，也許不能理解這幾個詞語竟然是同義的。但是這種事就發生在漢語里，而且是不無道理的。

從孔子的時代到上世紀末，中國思想家沒有一個人有過到公海冒險的經歷。如果我們用現代標準看距離，孔子、孟子住的地方離海都不遠，可是《論語》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仲由是孔子的弟子，以有勇聞名。據說仲由聽了這句話很高興。只是他的過分熱心并沒有博得孔子喜歡，孔子卻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話，同樣也簡短。他說：“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孟子一點也不比孔子強，孔子也只僅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國家而周游各島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該是多么不同！

中華民族的經濟背景

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條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經濟條件。由于中國是大陸國家，中華民族只有以農業為生。甚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估計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在農業國，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穿在中國歷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這樣一種經濟中，農業不僅在和平時期重要，在戰爭時期也一樣重要。戰國時期（公元前480—前222），許多方面和我們這個時代相似，當時中國分成許多封建王國，每個國家都高度重視當時所謂的“耕戰之術”。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國在耕戰兩方面都獲得優勢，結果勝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國，從而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

中國哲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有他們所謂的“本”“末”之別。“本”指農業，“末”指商業。區別本末的理由是，農業關系到生產，而商業只關系到交換。在能有交換之前，必須先有生產。在農業國家里，農業是生產的主要形式，所以貫穿在中國歷史中，社會、經濟的理論、政策都是企圖“重本輕末”。

從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輕視。社會有四個傳統的階級，即士、農、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個。“士”通常就是地主，“農”就是實際耕種土地的農民。在中國，這是兩種光榮的職業。一個家庭若能“耕讀傳家”，那是值得自豪的。

“士”雖然本身并不實際耕種土地，可是由于他們通常是地主，他們的命運也系于農業。收成的好壞意味著他們命運的好壞，所以他們對宇宙的反應，對生活的看法，在本質上就是“農”的反應和看法。加上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就有表達能力，把實際耕種的“農”所感受而自己不會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這種表達采取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的形式。

“上農”

公元前3世紀有一部各家哲學的撮要匯編《呂氏春秋》，其中一篇題為“上農”。在這一篇里，對比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從事本業的人即“農”的生活方式，和從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農”很樸實，所以容易使喚。他們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們的財物很復雜，很難搬動，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也不棄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腸壞，所以不聽話。他們詭計多，所以很自私。他們的財產很簡單，容易轉運，所以一旦國家有難，他們總是逃往國外。這一篇由此斷言，不僅在經濟上農業比商業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農”也比“商”高尚。“上農”的道理也就在此。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其經濟背景的限制；他對農業的評價則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時代經濟背景的限制。

從《呂氏春秋》的這種觀察，我們看出中國思想的兩個主要趨勢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們是彼此不同的兩極，但又是同一軸桿的兩極。兩者都表達了農的渴望和靈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