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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于1864年生于普魯士圖林根的埃爾福特，他是家中的長子，父親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務員。父親的職業使家里充滿了政治的氣氛，許多突出的學者和公眾人物都經常造訪家中。

在1876年的圣誕節，年僅十三歲的馬克斯·韋伯撰寫了兩篇歷史論文送給父母，標題分別為“論德國歷史的發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論羅馬帝國從君士坦丁至民族遷徙運動的歷史”。在十四歲時，韋伯寫的信件便開始引用荷馬、西塞羅、維吉爾、李維等人的著作，在他進入大學前也已經熟讀了歌德、斯賓諾莎、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理論。年輕的韋伯表現出他對研究社會科學的強烈興趣。

在1882年韋伯進入了海德堡大學的法律系就讀。如同他父親一樣，韋伯選擇以法律作為主要學習領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親就讀大學時的同樣社團。除了法律的學習外，年輕的韋伯也學習了經濟學、中世紀歷史、神學。

在1884年的秋天，韋伯回到老家以就讀柏林洪堡大學。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標題為“中世紀商業組織的歷史”的博士論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學位。

在韋伯即將完成博士論文的那一年里，韋伯也開始對當時的社會政策產生興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個名為“社會政治聯盟”的團體，這個專業團體成員大多是當時隸屬經濟歷史學派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將經濟視為是解決當時廣泛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并且對當時的德國經濟展開大規模的統計研究。在1890年聯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研究計劃，以檢驗當時日趨嚴重的東部移民問題：由于當時德國勞工逐漸遷往快速工業化的德國城市，大量外國勞工遷徙至德國東部的農村地區。

作為正在研究同一課題的韋伯，適時的在《洪堡大學學報》上發表了這篇論文。由于他有著廣泛而扎實的第一手資料，因此這篇論文爭相被論戰的雙方所引用。

威廉是從發表在《北德意志新聞》上的一片文章的引注中才知道了這篇論文，于是他找到當期的《洪堡大學學報》并認真閱讀了這篇名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論文。

文章中，韋伯在開篇即提出問題：“在各民族為生存而進行的經濟斗爭中，種族差異意味著什么；從經濟政策的考慮出發，應如何看以民族統一為基礎的國家所面臨的處境。”

緊接著，韋伯花了大量篇幅來敘述德國東部的農民問題，即德國雇農的流失和波蘭人在東部地區的壯大。最后作者給出了答案：波蘭人“不是忍受著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東部的，而正是憑著對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東部的。”換句話說，波蘭人的勝利恰恰是建立在其劣等的文明之上，因為他們更能適應既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那么，面對這種狀況國家應該如何處理呢？韋伯順理成章地提出了兩個建議：其一，關閉東部邊界；其二，由國家大規模收購東部土地。

在韋伯看來，實行這兩個建議短期內會損害國家的經濟利益，但韋伯堅定地認為這是值得的，由此引發出論文的一個核心問題——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應該以什么為標準。韋伯給出的答案是：國家理由，即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利益。在這之后，論文指出了德意志民族國家所面臨的危險境況，即當時的德國是由經濟上沒落的階級——即容克貴族在實行政治統治，而處在上升階段的階級卻還沒有足夠成熟能夠統治國家。

由此韋伯開始討論民族國家與其領導階級的關系問題，并在最后無情地指出市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都不可能成為德國的領導階級，因為“市民階級似乎未老先衰，無能擔綱民族的權力利益，但同時沒有跡象表明工人階級已經開始成熟并取代市民階級”，用簡潔的話語來說就是二者的“政治成熟度”不夠。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馬上進行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不是由學校課堂上的老師來傳授，而是通過全民族對政治活動的實踐參與，這也是韋伯眼中的政治經濟學的終極目的。

難能可貴的是，韋伯在論文中充分論述了德國在未來的發展中，不可能逃離世界性大國的命運，為此他提出要把德國的國民積極性從個人本位上升到民族、國家本位，謀求能形成英、法那樣能代表民族整體利益的政黨，并據此批判德國市民的庸俗、短視；另一方面鼓勵德國參與海外競爭，甚至擴充海外殖民地；他強調學習英法，但又強調必須保持德國的民族自性與自信，并用相當篇幅討論了不同的民族性。

在文章的最后，韋伯說：一個偉大的民族并不會因為數千年光輝歷史的重負就變得蒼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氣保持自己歷來具有的偉大本能，這個民族就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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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第三章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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