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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人常常把物價低當成國富民強、政通人和的標志，唐玄宗開元年間低廉的物價，幾十年后時常被經歷了噩夢般安史之亂的詩人們拿出來憶甜思苦，而王莽瞎折騰幣制改革搞到百物騰昂，則被正史野史貶損得抬不起頭來。

然而讓史學家和道德家們頗尷尬的是，如果照這個標準去衡量，“最佳朝代”恐怕要授予傳統性、習慣性反面典型——秦朝，因為秦朝的物價實在便宜得過分。

就拿最容易比較的米價來說吧，前面提到的“先進典型”唐朝開元年間，一斗米的價格是銅錢十三文，安史之亂后暴漲到一斗七千文，唐朝覆滅前更達到一斗三萬文的天價。其他朝代，北宋時一斗米的價格一般在六十文左右，豐年會跌到五十多文，荒年可能漲到九十文以上，在戰亂頻仍的靖康、紹興年間，原本最富庶的江淮流域，一斗米的價格竟漲到數千文之多。明代初年號稱天下大治，物價十分便宜，一斗米的價格約為二十五文，到了明末崇禎年間，已漲到三百文一斗。

那么秦代的米價是多少錢一斗?說出來估計要嚇人一跳——三文。大家都知道，歷史是真實的，但歷史記錄卻很可能是虛假的，那么，秦朝三文錢一斗米的驚人價格，會不會是御用文人們生花妙筆所虛構的呢?

大家知道，秦朝從統一到滅亡，總共只有15年的光景，目前關于秦朝事跡的記載，大多是其“敵人們”留下的，趁機潑污倒有可能，給“萬惡的舊社會”臉上涂金的事是不會干的。不僅如此，許多同時期的其他歷史記載也都表明，秦代的物價的確便宜得讓人吃驚:公元206年，劉邦打進秦朝首都咸陽，發了一筆橫財，手下文武百官紛紛向“老大”獻禮，禮單標準是多少呢?三文錢。管后勤的蕭何送了五文，就被劉邦感激了半輩子，后來劉邦打下江山，論功行賞，蕭何在朝臣中封賞最多，他的故鄉沛縣、碭山一帶至今還有傳說，稱這些封賞是當初那多送的兩文錢換來的。有記載稱，秦代從位于河南的三川郡動身去今天北京、天津一帶的涿郡，帶上一百文左右的盤纏，就算得上十足的“窮家富路”了。

那么，歷史上褒貶不一，且為時短暫，又前后連接著兩段兵荒馬亂期的秦朝，物價為啥這么便宜?

其實秦朝的糧食產量并不算高，從記載上看，農民一年到頭辛苦，也就能勉強糊口。但從商鞅變法開始，秦人通過按畝征稅，把人口中的大部分牢牢困死在田地上，又確保了政府財源和軍糧供應的穩定，這樣一來，“吃商品糧”的人口比例很低，糧食的市場流通價值也就高不起來，糧價紋絲不動，其他商品價格自然也漲不到哪兒去。

和許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秦朝恐怕是對工商業最寬容的朝代。和農業領域的高壓管制大相徑庭的是，秦朝對工商業一直是“放開搞活”，一些在大多數朝代屬于戰略管制的領域，像冶鐵、制鹽、水銀開采等，在秦代是不受特別管制的。商人們的地位并不高，但致富渠道卻很暢通，比如靠冶鐵發財、富可敵國的卓氏，本來是趙國的冶鐵世家，趙國滅亡后作為戰敗國移民被迫遷往CD沒過幾年卻能靠重操舊業再次發家致富。

一方面是在工商業領域“放”，另一方面是在金融領域“收”。秦代對貨幣管制很嚴，不但把原先雜亂的各國錢幣統一為圓形方孔的“秦半兩”，而且規定只許官府鑄造，不許民間私鑄。從留下的秦代《金布律》可知，秦代將好錢、壞錢按比例每一千文串做一串，加蓋郡丞、縣令的官印，保證強制性流通，這種由政府權威擔保的金融信譽，確保了貨幣的信譽。

當然，疆域的統一，交通的改善，也是秦代物價低廉的重要原因，但毋庸諱言，在工商領域的“放”和在金融領域的“管”，是基礎不佳、壽數不長的秦朝能在大部分時間里維持穩定低物價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