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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瞎說，你說我偷錢，有么證據？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來了，加我的刑、槍斃都可以，搜不出來怎么辦？”那個姓陳的有點急了，看來偷錢準備逃跑的罪名他有點扛不住。在大組長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陳瘌痢的頭往下按，不許他說話。

“你狗日的還敢罵人，哪個瞎說？首先要打你的態度。我們搜個么事？我們不搜，要你自己交出來，你不交我們有辦法治你。”一個年紀稍大一點的人說。

發言的一個接一個，有揭發他好吃懶做的，有揭發他愛占小便宜的，有揭發他在背后漫罵政府的，揭發的氣勢好像這陳瘌痢死有余辜。在一個又一個的揭發批判面前，這個陳新安有點蔫了。

我聽了半天，感到時光在倒流，怎么聽著這些發言就想起十年前抓**革命的語言，這和我在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認識大相徑庭。前幾年從一所到京山還認為是從監獄到了煉獄，回想起來那只是從物質條件差，在精神層面的自由度遠比眼前大，在那里從沒有過這樣的批斗和檢舉揭發。我的處世原則同眼前的現實格格不入，將要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適應？想到這一點上我倒有點留戀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車工二組新來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組長問車工二組的學習組長，這句話也把我從回憶里拉回到眼前的現實。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發個言吧。”那位大組長點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來，對具體情況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機會再發言？”

我不想在這樣一個心里完全不認同的批斗會上發言。

“你不了解情況又不要你揭發什么，對以上同改的發言表個態總是可以的。”好像一定要我開口。

我不得不開口了，這是到勞改隊來的第一次發言，也是一個表態。我有三種選擇：一種是順應環境，把這個陳新安臭罵一頓，說一通劃清界線、站穩立場、積極改造之類的話，而不管此時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這樣就能較快溶入這個環境，生活會少一些麻煩。第二種選擇是雖然你不可能說出全部心里的話，但你可以有選擇地說一點和環境沒什么沖突又不違背你內心理念的話，這樣他們雖然不會認同你，但也不至于把你完全看成一個異類。第三種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說。第一種我不會，第三種我不能，我選擇了第二種態度。

“那我就對那偷錢的事說一點個人的看法。我以為那位同改接見私藏現金的事陳新安不可能知道，一個在辦公室，一個在車間，所以他很難像鎖定了目標似的盯著那位同改，在那樣短的時間把錢偷到手。陳新安犯了什么就批什么，沒有落實的東西我以為還是慎重一點好。”

我以為這發言和環境沒什么沖突，沒注意到大組長的臉色有點陰，也沒注意到整個會場的氣氛有點變，更沒有注意到中隊的涂管教是什么時候到我旁邊來的，他面無表情的聽了我的發言。我還以為我的發言蠻得體，水平起碼比那些人要高一點，對人怎能想怎么扣屎盆子就怎么扣呢？

晚點名開始了。各小組的人站在自己的床鋪前，由組長清點本組的人員是否到齊，然后按順序向值班的管教報告。

“報告涂干部：鉗工組□□人到齊。”

“報告涂干部：電工組□□被管教股叫去檢修線路還沒回，其余□□人到齊。”

“報告涂干部：車工一組□□人到齊。”

……

報告完畢后，這位涂管教不緊不慢地開始了訓話：

“今天晚上大件組和車工二組一起開了個批判會，這個會開得非常好，大家發言非常積極，對反改造分子同仇敵愾。有的還能主動說出自己的錯誤，自己說出來的，我們一律不追究，不僅不追究還要表揚他。這個批判會狠狠打擊了反改造分子陳新安的囂張氣焰，這樣的反改造分子只要他敢露頭，我們就堅決地把他打下去，決不手軟，要讓反改造分子在我們三中隊成為過街老鼠。有意思的是我聽到一個與眾不同的發言，這個家伙一口一個我以為，你以為什么？你以為你還是造反派？你以為你就比別人聰明？我告訴你，你不要搞錯了地方，你要夾起尾巴，老老實實改造自己，要不然陳新安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這是當頭一棒，我一下子有點懵了。

全中隊犯人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幾小時前那點在知名度上的小小得意早已無蹤無影。你還以為你能超然于現實之外，你還以為你的發言不左不右，你蒙得了誰？到勞改隊只來了六個小時，就被打入了另冊中的另冊，這大概也是一項紀錄吧。這個批判聯會是不是一種刻意的安排？就是要看看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現，這想法在腦海里一下子閃出來。

這位涂管教的寥寥數言，就給我頭上戴了一頂無形的帽子——反改造分子。那些一心想立功減刑的改造積極分子們立刻盯上了我。第三天下午我正清理鐵屑，有人來通知我到辦公室去見指導員。

“李乾，你干了什么違犯監規隊紀的事？你要老老實實說清楚。”到辦公室我還沒站穩，指導員劈頭就問。

“我沒有違犯什么啊。”在腦子搜索了半天，實在找不到有什么違規的地方。

“沒有？”

“沒有。”

“你好好想想，昨天下午你在宿舍里把一包什么東西偷偷摸摸給了別人？不要以為你們的動作隱秘，再隱秘也逃不過廣大積極接受改造犯人的眼睛。給的是什么你要如實交待。”

“王□□要洗被子洗衣粉沒有了，我就包了一點洗衣粉給他。”經指導員的提醒，我想起了這樣一件事。

“是洗衣粉？”他有點不相信。

“這里除了洗衣粉還有么事可以用紙包著給呢？不信你可以問王□□。”我一邊回答一邊想難道你懷疑是炸藥？

“是洗衣粉也不能給，你一到勞改隊就拉拉扯扯，你這樣下去還得了？不允許你們之間相互贈送，下次再發現有這樣的事，我們要嚴肅處理。”最后他這樣警告我。

從中隊辦公室出來，我的“同行”在不遠處等著我。二人同行制是這里的一項制度，除在勞動崗位和在宿舍區外，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須要有兩個人一起，這兩個人彼此稱作“同行”。這同行由政府干部指定，通常是一個積極改造的配一個消極改造的，我的“同行”肯定是一個大積極分子。現在我已領教了勞改隊相互監督，看來我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

車工也學得不順心。我的師傅文化程度不高，他的那點車工手藝大概來得很不容易，來自他師傅的口傳身授，他看得很重。我學藝心切，想盡可能的學得快一些，但這位師傅從不回答我的任何提問，我怎么樣也討不到他一個笑臉，不管我上班前的準備工作和下班時清潔衛生如何到位。好在我喜歡看書，一本《車工工藝》幾天就被我翻爛了。休息時間就把報廢的車刀拿去磨，手上慢慢有了一點感覺，時間不長磨出來的車刀就像那么回事了。他不在時我就找點廢料練操作，他操作時我就在旁邊琢磨，有時他只是知其然，我已悟到其所以然了。

一次加工一根車床的主軸，主軸前端的錐孔的精度要求很高，小拖板上他調了一整天都沒有調出來，晚上要加班，他去吃飯時我運用幾何知識試著調了一下。他來后我要他試一下，他試著走了一刀，用標準模具一測，他有點傻眼：合格了。不幾天又有一個同樣的活，他同樣搞了一天沒成功，就盯在旁邊，飯都叫別人送過來，想看我是如何操作的。如果他拿下面子問我，我會告訴他。其實說穿了一分錢不值，但我不愿意讓他輕易地就知道了。心想平時你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是個車工都知道的東西也不肯說，我憑什么要主動告訴你？他在旁邊我就是不動手，在他去解小溲的那一會我又調好了。他看準了我是有意的，就對我公開刁難。我不吃這一套，去找生產組長，要求和師傅打對班。此時我才學了不到六個月，這是沒有先例的事。

這位組長不敢決定，跑去找隊長，在考了我一些應知應會后隊長同意了。車間不少人為我捏了一把汗，這臺車床主要是加工發動機上的曲軸，出一個廢品不得了，感謝上帝保佑，我的運氣不錯，有人想挑毛病都找不到機會。

打對班半年后，中隊調我到大件組做劃線工。我清楚，這對我個人是懲罰、對車間生產是需要。大件組的劃線工在旁人看來是一樁又苦又累、沒什么技術但責任卻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體要一個人搬上搬下，還要在劃線工作臺上把這笨重的家伙豎過來橫過去，六個面的線都要劃到。說責任大是因為劃線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廢品十有**責任在你，有人報廢了三臺缸體加了一年刑期。懲罰我的原因是因為不能積極靠攏政府。一年來我沒有主動到辦公室去過一次，從不向他們匯報任何情況。這是他們很惱火的，但我又沒有什么毛病給他們抓。而車工是技術活，不少人想往車工組鉆，讓這樣一個反改造分子呆在車工組怎么行呢？。

說是需要是因為已有的一個劃線工是一個嘴巴能說，又能靠攏政府的大積極分子，可惜他不爭氣，不僅在生產進度上經常拖大件組的后腿，而且還屢出質量事故。有人說如果嚴格一點，他可以不買手紙揩屁股，報廢單就夠他用了。由于積極靠攏政府，他哪個月只報廢了一臺缸體，中隊還要在全隊面前表揚他，說他這個月的質量不錯。他成天叫喚缸體劃線怎么累，怎么難，他忙不過來，要加人，在中隊部點名要我。中隊就湯下面，把我調去劃線，既懲罰了我又打開了生產上的瓶頸。這師傅倒是一點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獨立操作好讓他從這苦力活中解脫出來。我一過去就熱心的給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腳亂地忙了整整64分鐘，一臺缸體才完工，這對他來說是最高效率。看來一天7臺缸體的工作量夠他忙的，怪不得他經常加班加點。在他做示范時我就在想如何改進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頭腦中也成了形，又用了兩天時間制作輔助工具和進行調整改進，最后我不慌不忙劃一臺缸體只需要18分鐘。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維，缸體在劃線臺上的高度是隨機的，每臺都不一樣，這樣每劃一臺缸體他都要重新計算并重新調整劃針盤，有多少條線就要計算調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線的思維，只把缸體調整到我設定的高度，每個劃針盤只負責一條線，這樣在劃線的過程中根本不需要計算和調整劃。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體劃線工，好幾千臺缸體，沒出任何差錯，大概是新生汽修廠自生產缸體以來的唯一做到這點的劃線工。

對我的懲罰變成了對我的獎勵——時間上的獎勵，我每天實際花在劃線上的平均時間就三個小時左右，有大量的時間看書和琢磨車間一些工模夾具的設計或改進。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大減輕了操作工的勞動強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數倍。但不論我生產上表現怎樣無可挑剔，在中隊干部的眼里我始終是個危險分子，從不在任何場合表示對我有一丁點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僅是一個生產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威脅，不用擔心我去匯報任何人任何事。對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負那部分人，包括有輕度智障的，我從不歧視他們，從心里我就認為人人都是平等的。這態度讓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廠評選什么積極分子，名額非常少，不知那一次為什么中隊初評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個人只許寫四個名字。在辦公室計票的結果，我這個反改造分子在全隊的票數最高，幾乎是全票，這大大出乎中隊干部的意料，他們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沒起一點作用。當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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