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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案件”

有段時間不到晚上十二點根本別想入睡，字典成了安眠藥，一本字典順著翻，什么時候睡意來了什么時候閉眼。\ＷWｗ、ＱΒ⑤.CoM\

這天聽到值班室的時鐘敲了十二下后，睡意才慢慢上來，剛要入睡，迷迷糊糊中聽見門外的鎖有響動，扭頭一看，門已打開，來了個新犯人。新犯人來了總要折騰一陣子的，睡意一下全消了。

此人其貌不揚，如果在大街上看見他這副模樣，絕對會認為他是個叫花子：胡子和頭發一樣長，一張臉不知道有多少天沒洗，像涂了一層黑釉，年齡很難看出來，個子不矮，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但又黑又瘦，高高的顴骨加上兩只特大的耳朵讓腦袋成了梭形。此時已是嚴冬，一身棉衣已看不出原色，空空地套在身上，從他不由自主地縮著脖子這點來看，這又臟又破的棉衣根本御不了寒。除了一床沒有被套的棉絮抱在手上，就再沒有什么別的東西，而這床棉絮給人的感覺一定是從哪個煤堆里撿來的。7號牢房的慣例是新來犯人的鋪位往中間插，睡在中間的兩個家伙大概是嫌他臟，不愿意挨著他睡，裝傻不動。這位新犯人顯然察覺到對他的不歡迎，他開口說話了，盡管口音很難懂，但我還是勉強聽明白了：我就在地上睡。但這在看守所原則上是不允許的，尤其是一個新來的犯人。我把最靠邊的位置讓出來，給了他幾本書當枕頭。這個新來的就這樣安頓下來了。雖然知道他肯定不是個叫花子，但怎么都沒有想到去年震動武漢三鎮，驚動北京，攪得成千上萬人不得安寧的“1.3案件”的主角，就是這位土得掉碴的先生。

還是在一年前，號子里來了個新犯人，從他口中聽說外面出了個大案子，從武昌到漢口同時出現了數百份內容極其惡毒的**革命傳單，為了破這個案子，幾乎所有單位都成立了“1.3案件”專案小組。對這個作案人有個基本畫像：主犯年齡在四十歲以上，有很強的古典文學的基礎，不一定挨過**的整，但個人或者家族的歷史上多多少少是有點問題的，平日里可能不顯山不露水，但這是假象。對符合這個條件的人一個都不能放過。作案時至少有兩個人。幾個月前碰到一個對古詩詞頗有愛好的老中醫胡佛根就是因“1.3案件”給抓進來的。

第二天起床后我支援了他一點洗漱用品，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這是他一個多月來第一次漱口和洗臉，這天上午的熱水讓他洗了個澡，看守給他理了個發，又給了一套棉衣，這個叫胥約拿的外地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不再像個讓人嫌棄的叫花子了。

知道他就是“1.3案件”的主角時我很意外，意外的是他竟然這么年輕，事發已經過去一年多他也才二十八、九歲，完全不像公安機關給出的畫像。但他寫的字會讓你打消任何懷疑：古樸蒼勁，雄渾有力，有古之遺風，完全不像是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人寫的。看著他的字我很自然地想起我的語文老師——張伊人副校長，他曾經是湖南軍閥張貞的秘書，就書寫的筆力而言，兩人有得一比。

在洗澡時就發現他傷痕累累，手腕上的傷疤很刺眼，不過當時沒有問他。一開始他對我極具戒心，盡管幾乎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是我支援他的，但在他眼里我是個異類，是與他完全沒有共同語言的革命小將，一些話可以跟別人說但不可對我講。后來他不無歉意對我說，剛來時對我有戒心是因為關在長沙時吃過苦頭，曾跟一個在押的省無聯①的小伙子說了幾句實話，沒想到那人是特地安排在他身邊監視他的，匯報上去后他被打得要死。不過很快他就發現我對他沒任何惡意和威脅，有一天他對我說起了他的情況：

“我家所在地很偏僻，離岳陽市區還有一百多里，家里是地主，土改時被掃地出門。”

“什么叫掃地出門？”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我有些不解地問他。

“當時對我們地主的財產有兩種搞法，一種就是把財物拿走，房子還是留幾間給你住，東西拿走再多，那也只是大件，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還在；還有一種搞法就是把你全家趕走，只讓帶極少的東西走，叫掃地出門，讓你頃刻間一貧如洗。我們全家十來口人就只讓拿了一床棉絮。這床已看不出原色的棉絮就是當時帶出來的，你別看它臟，它是用上好的棉花打的，用了十幾年，這幾個月沒有被套，在牢里蓋是它墊也是它，還是完好無損，撕都撕不壞，就是臟了一點。”

我將信將疑地看了看那床被絮，用手去撕表面臟兮兮的那層想驗證一下，沒想到要撕開還真不容易，費勁撕開一點后，看到里面還真是雪白的，憑我在產棉區勞動過幾天得到的一點見識，完全相信了他對這床絮的說法。

“雖說是掃地出門，但跟那些家里有幾個被拖去鎮壓了的相比，我們家還算是幸運的。父親雖是個地主但沒有民憤，我們那里又很閉塞，家族觀念很重，胥家是當地的一個大姓，土改那一陣風過去后，反正靠勞動吃飯，也沒有誰跟我們過不去，十幾年就這樣過來了。”

“那你這一肚子的古董從哪里來的呢？”

“我這點東西算什么？比我強的多的是。你不要看我們那里偏僻，但學習的風氣很盛，什么《楚辭》，《論語》，《史記》，《漢書》，幾乎是家家必備。至于《古文觀止》這一類的東西，在我們那里屬普及讀物，隨便拉個小孩都能背幾篇給你聽。”

“我聽說你的傳單一份是告全國同胞書，還有一份是你寫的詩，你能不能簡單地說一下？”

“不行不行，政府跟我說了的，如果我要說出來就是繼續放毒，要加倍處理。”

“是你一個人作的案？”

“是我一個人。”他說這話時似乎不那么干脆。

“不可能吧？我聽說同時在武漢三鎮都發現了你的傳單，未必你有分身法？”

“其實蠻簡單，告同胞書和詩都是我早就寫好了的，蠟紙是我刻的，紙張、油印機到處都有，一個人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油印完。印好后我用一個布袋裝好，在岳陽坐晚上的火車，到武昌時天黢黑，我租了一輛小三輪汽車，司機在前面開，我坐在后面把傳單往外面撒，車子從武昌開到漢口，我的傳單也從武昌撒到了漢口，傳單撒完了天還沒有亮。”

“什么事都是你一個人做的，又這么隱密，那怎么被發現的呢？”

“禍從口出。我以為事情已過去一年，肯定沒有事了，再說我們那里這樣的傳單多的是，不算什么事，有一次在閑聊中無意中說到了這事，當時聽到的人也沒有當個事，又傳到其它人的耳朵里，七傳八傳，總有人把這事當事啊，被人舉報了。一開始只是在公社里面辦學習班，也沒有當什么大事，家里人可以來看我，我也可以偷偷跑回家看一看。半個月后突然繩捆索綁把我轉到岳陽城里，不幾天又把我送到長沙，后來又把我轉到這里。在岳陽的日子真難熬，他們不相信是我一個人干的，把我的幾個叔叔、伯伯都抓了，逼我承認他們也參與了，把我吊起來打，你看我身上的傷痕這長時間還沒好。有次他們要把我的兩只手銬在一個手銬里，我的骨頭粗，銬不進去，他們就放在地下用腳使勁一踩，硬給銬上了，我的媽也，那一腳下來的時候，就像刀子捅到了心里，人像被殺的豬一樣叫起來。我不承認，他們又把我吊起來，銬子的一頭銬住雙手，另一頭系根繩子吊在梁上，人疼得昏死過去。”他邊說邊搖頭。

“那最后呢？”

“還是沒承認。”

“你那幾個親戚呢？”

“他們受的罪不會比我小，也都沒有承認，后來都放了，只把我一個人轉到長沙。”

“你寫了那么多東西，肯定不是一天兩天，又是刻蠟紙又是油印，他們會真的一點也不知道？”

“他們會感謝我的。”他淺淺一笑，沒有正面回答我的話，在沉思了一會后說。

他在說這句話時，我發現他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一種異樣的光彩，甚至還有一點驕傲。他這話可以理解為沒有因受刑不過而亂咬無辜，也可以理解為他一個人承擔了全部責任。憑我的直覺，他很可能是一個人把事情全兜起來了。他腦袋里裝的什么我不清楚，但他那血性文人的氣質再明顯不過地表現出來了。

“你估計你的案子什么時候會判？”

“那不是現在的事。”

“為什么這樣說呢？”

“《十六條》上說了，殺人、放火、放毒要放到運動后期處理，我這屬于放毒，要等到運動后期。”

“那個放毒不是指你這個放毒，那是指用毒藥害人。”

“我這是放毒，長沙的提審員都跟我說了，說我在武漢放了毒要把我送到武漢來消毒。”

“那你認為會怎么判呢？”

“在我們那里判，就是三到五年，像我這樣的反動傳單在岳陽根本不算什么，武漢會重一點，再怎么樣也不會超過十年，我這雖然說是放毒，但我又沒有毒死人。”

面對這個固執地認定反動傳單的“毒”就是放火放毒的“毒”的老兄，我不知道再說些什么好，但我對他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如果不是在牢里面呆了兩三年，誰要問我“1.3案件”的主犯該怎么處理？既然眾口一詞都說他極其惡毒、極其反動，那我想都不用想，肯定會說殺。但牢獄生活在改變我的某些思維。我碰到好幾個人在說到“1.3案件”時，都說這家伙極其反動，極其惡毒，但問到傳單里寫的究竟具體是些什么東西，卻沒有一個人知道，包括當時在單位還是負點責的人。看來那些結論實際上都是別人作出的，他們只不過是跟著說而已。有那么惡毒那么反動，肯定是胡說八道，那會有什么市場？拿出來見見陽光，讓革命群眾批透批臭，化毒草為肥料，豈不是好事一樁。但我接觸過的人，沒聽說有誰見過。現在要我說他該殺，那我肯定要先看看他寫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心里清楚，在武漢三鎮影響這么大的**革命案件的唯一主犯，十有八、九怕是在劫難逃，但他壓根就沒有一點這個準備。這不一定就是壞事，如果你根本無法去改變行將面對的死亡，壓根就不知道這事也許是命運對你的一種關照，要不然，在恐懼和絕望中等待不知會在哪一天降臨的死亡，豈不是比死亡本身更痛苦的事。但我很想知道他寫了些什么。

“你寫的東西怎么樣毒阿？你說點我聽聽，我關的時間長，見的案子多，可以幫你分析一下會怎么判刑。”

“那我把那份告同胞書給你背一下。”他在猶豫了好一陣后之乎者也地背起來。

大概只背了個開頭，他突然說；“不背了，不背了，干部說了不許講的。”

從他背給我聽的這一部分來看，聽不出有多大問題。那文白混雜的語言表述的是這樣一個意思：平等，自由，沐浴陽光和春風是每個人本能的希望和追求。他后面會怎么寫呢？我太想知道了。我想告訴他，就你這案子而言，你現在的表現與你最后的處理是沒有任何關系的，你現在那怕表現得像個圣人，最后該把你拖出去挨槍子也不會打一點折扣的。如果他知道這不可改變的最后結果，他肯定會毫無保留地什么都跟我說，但這對他太殘酷了，我張不了這個口。他對最后的可怕結果還一無所知，心里還有對未來的希望，雖然我很想了解他究竟寫了些什么，但不愿給他精神上帶來太大的折磨，我打消了這個念頭，讓他在這平和的心態和對未來的希望中度過他最后的時光吧。

這是一個有點與眾不同的人，雖然在一個偏僻的鄉村長大，有時對于一些事情的理解幼稚得近乎好笑，但他骨子里不乏豪爽和文學上的追求。這話不是說的“1.3案件”，因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那傳單里究竟寫了些什么。這感覺是從同他的一次爭論中得到的，那天我想在他那里討教一點詩詞格律方面的常識。

“我沒有正而八經地學過詩詞格律，只是淺淺地看過一本有關的小冊子，但有時喜歡寫點什么。這是我們那個組織成立一周年要辦一期墻報時我寫的一首七律，你看看。說著我遞給他那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