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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正當中國的經濟情況日益好轉，形勢要求中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斗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突然降臨在中國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對于周恩來來說，是突然的。他沒有思想準備，被動地卷入了這場狂風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到上海同張春橋合謀，“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組織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

《海瑞罷宮》這一文章。當時，周恩來是**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江、張等約定向周恩來封鎖消息。文章寫出后，**說：“不叫周恩來青。”《評》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刊出，《人民日報》被迫轉載。轉載時加的編者按，是經過周恩來審閱修改的。他在編者按中強調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說理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討論問題。他是按照學術問題來看待的。

1966年2月，**、**策劃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由**主持在上海召開。在這個會上，攻擊了周恩來，說周恩來對文藝創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要求是“資產階級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來忙于八個省、市、自治區的抗旱工作。他親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組的組長，深入各地推動抗旱。3月，邢臺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不顧余震危險，大地還在顫動，他就趕到災區。接著是陪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在我國參觀訪問。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貼出所謂“第一張”大字報，煽動揪斗老干部，沖擊各級黨委。周恩來批評了這張大字報，但是康生背著**、周恩來、鄧小平，把大字報底稿送給了在外地的**。大字報在電臺播出了。之后，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回國后，又忙于接待尼泊爾王太子比蘭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時，已經是**批評派工作組的時候了。周恩來在**中央的會議上，對這件事承擔了責任，說：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他同時保護性他說：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討論《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周恩來和陶鑄商量并經**同意后，刪掉了原稿中的“黑幫”、“黑線”一類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規定，如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干部隊伍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一伙打著“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學生、紅衛兵“造反”，“火燒”、“炮轟”各個方面的領導干部，意圖搞得天下大亂，以便他們亂中奪權。黨內外廣大干部憂心忡忡，希望中央穩住局面。**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極力平穩局勢，但做起來是十分艱難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領導權由**、**、陳伯達、康生一伙把持著，而且顯然得到**的支持。這是一種非常錯綜復雜的局面，這是一場持續而曲折的斗爭。

有的外國作家描述道：“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之馬的背上，并最終制服它。”

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獸，這時已沖擊到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和經濟部門，紅衛兵沖擊機關，揪斗干部的事不斷發生。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北京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聯絡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納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央、國務院的名義在聯絡總站內設立辦公室，及時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接著，他召開紅衛兵座談會，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從8月下旬到12月中這三個多月時間里，周恩來參加紅衛兵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就更多了。有些會長達四五小時，有些會通宵達旦，他千方百計引導青少年按黨的政策辦事。周恩來在講話中，一再指出建國以來的17年中，黨和政府的工作成績大于缺點，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干部要一分為二；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的，并不等于“黑幫”。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革命。他諄諄告訴紅衛兵：“不能說全中國的大學、中學所有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些領導機關的某些領導同志犯了錯誤，而這個錯誤即使是某一個時期的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也不能劃等號就是‘黑幫’”。“所以，不是說一切領導機關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黑幫’。”

學校“停課鬧革命”了，幼稚的青年們沖向社會，開始了遍及全國城鄉的大串連，到處“造反”，社會動蕩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來定稿的**中央《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報**后發出。其中規定：各單位凡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應當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生產、抓業務等兩個班子；“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等。這兩個文件發下去后，各級黨委松了一口氣。它們維護了生產建設戰線和城鄉基層單位的相對穩定，制約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壞性影響。

這月下旬，周恩來主持批轉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于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建議，報**同意后發出。同日．又報**后發出**中央指示：學生和紅衛兵不到醫院串連，醫院內部按上述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的建議辦。周恩來還專門加了一句：“已經有紅衛兵組織的，不再進行發展，也不再進行內外串連”，要他們自動地取消。

這月底，周恩來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稿時，認為“將兩類矛盾沒寫清楚，這對當前運動的領導會發生影響”。并親自作了修改。10月1日，**在建國17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斗爭”。同月，**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13期發表社論，也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提法，為此專門找了**，說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并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這樣提合適嗎？**堅持自己的看法。周恩來則在后來多次接見群眾代表的講話中，反復強調“資反路線”錯誤是認識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

對于周恩來的言行，**一伙感到十分惱火。9月底，**讓陳伯達送給周恩來一份所謂幾個院校群眾組織的匯報材料，里邊攻擊周恩來“和稀泥”。在**、康生、陳伯達授意下，由王力、關鋒執筆的《紅旗》雜志社論中，提到反對“折衷主義”。清華大學大字報也指責“周總理有折衷主義”。**、**一伙公然誣蔑周恩來是“救火隊長”。但是，周恩來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穩定局勢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發出**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學生組織不要限制原工作組或學校當局和上級黨政機關領導同志的行動自由，使他們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機密、要害部門、新聞、廣播部門和中央局首腦部門，一律不進行革命群眾的內外串連。”“不應干涉機關內部革命或妨礙機關正常工作，不應率領群眾進出機關辦公科室，進駐或封閉機關，搜查機關文件，或要求設聯絡站，特別是不許進入機關中的機要、通訊和技術保密部門。”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樣適用于革命學生組織與農村公社、城市企業、事業單位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之間的革命串連，“也不應干涉他們本身的革命和生產、業務問題”。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動群眾攻擊**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滬寧鐵路全線中斷行車30多小時的“安亭事件”。周恩來、陶鑄對他們進行了嚴肅批評。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處理這一事件的張春橋，同王洪文達成協議。同意他們的要求，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黨奪權的幫派勢力。

在中央，周恩來繼續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單位列為重點，不準外面的人去沖擊。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學校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通知。他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一伙的阻撓、破壞，很多措施沒有能實現。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了經**審定的元旦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張春橋、姚文元急忙趕到上海，接見“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的頭頭們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里守回來。”6日，在他們指揮下，以王洪文等為首的“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風暴”。接著，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后被所謂“造反派”奪權。奪權之風遍及全國，加劇了混亂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來和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一起修改《中央軍委命令》稿，形成軍委“八條命令”，如一切指戰員及其他工作人員不得擅離職守，必須堅守崗位，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或變相體罰，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行、罰跪等。周恩來把這個文件以**中央的名義發下去，指出八條命令“除第七條關于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于地方”，力圖扭轉混亂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康生、陳伯達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斗爭。周恩來在會上還責問“文革小組”一伙：《紅旗》第13期社論發表前為什么不送閱？在2月16日碰頭會的激烈斗爭之后，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經與**密謀，向**作了匯報。**在18日晚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從2月25日起到3月18日，**、康生，陳伯達等在中央召開的多次會議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這些同志，**一伙指責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總后臺”。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通過”造反派”散布“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把矛頭對準國務院和總理周恩來。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連續出現打倒周恩來的標語。**曾多次召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張春橋、姚文元在釣魚臺誹謗周恩來。周恩來巍然不動。2月18日，他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代表時，繼續指出：宣傳、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等大權屬于中央，不能奪；走資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數人。3月21日，他在一個文件上加了這樣一段：“要正確對待干部問題。對他們要進行調查研究，階級分析。對犯錯誤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根據黨的政策，按其情節輕重分別處理，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給外交路線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來，周恩來說：“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頭會時，還通過了《**中央關于禁止挑動農民進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一伙對周恩來的攻擊和誣蔑不斷升級。1967年5月，軍隊中文藝界的兩派都要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來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都希望“兩派同臺演出”，以利于促進團結。但是**、葉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這月，造反派貼出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并稱“總理是老保”。6、7月間，“中央文革小組”一伙多次在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日期不應是“八一”南昌起義，而應是“九九”秋收起義。也在這期間，**把解放前國民黨報紙上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啟事”送**、周恩來、康生，說什么“他們查到一個****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來立即以事實加以駁斥，說明“純屬敵人偽造”。**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圖整垮周思來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王力、關鋒、戚本禹加緊組織和操縱著**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兵團”，連續拋出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標語、傳單，他們要奪“舊國務院的大權”。王力在8月7日講話，煽動群眾奪取外交部大權，矛頭直指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都表示支持。隨即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了我國的對外關系和聲譽，**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斗，全國混亂達到頂點。周恩來把王力的講話送給在外地的**閱，**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批準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陳伯達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權歸中央，由周總理負責。9月上旬，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講話，批評紅衛兵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揪軍內一小撮”、“對香港、九龍的斗爭”等錯誤作法。他在會見廣州地區各派赴京代表時疾呼反對武斗，制止武斗。他對財貿口各部“造反派”要奪武器、奪金庫表示強硬態度，說：“奪就是非法的，當場就要逮捕”；“如果你們組織一些人去奪金庫，那你們算造反派，還是強盜？”“如果奪金庫就開槍”。他在接見前往哈爾濱的調查組人員時，批評了7、8月間極左思潮的煽動，指出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反對武斗，反對奪槍，抓革命，促生產，促業務。經過艱苦的工作，全國的形勢逐漸穩定下來。

**、“四人幫”利用“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他們的首要一著，是打倒一切黨政機關領導人。因此，保護領導干部還是打倒領導干部，是當時極為尖銳的斗爭焦點。在這暴風雨般的年代中，周恩來身處中央崗位，他殫精竭慮，努力保護一切他力所能保護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報》被迫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后，周恩來一而主張要說理，一面曾對吳晗說：“吳晗老，我給你換個工作怎么樣？”這種保護措施，后來由于形勢迅速發展而未能實現。“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來就指示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對羅瑞卿要“保護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搶走”。他指示吳法憲把羅瑞卿安排到空軍醫院，吳法憲卻請示葉群后予以拒絕。羅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醫院。當有人要羅瑞卿參加批斗會時，周恩來指示：手術期間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羅瑞卿揪走，周恩來說：“絕不能讓抓人。”當一些人還是把羅瑞卿揪走后，周恩來反復做工作，終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對于老帥們的保護，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慮自己，但對戰友們卻關懷備至。從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來接見外交學院造反派五次，累計20多小時，其中有一半是說服他們正確對待陳毅的。12月31日．各軍事院校“造反派”把幾位老帥列為全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周恩來就向他們做工作，說：陳、葉兩副主席和劉、徐、聶三位副主席，是擁護**的，“以他們做為全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不符合實際的”。“反擊二月逆流”后，陳伯達、戚本禹煽動群眾攻陳毅，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布置保護陳毅安全的措施。他堅決反對“打倒陳毅”的標語和口號。“造反派”每次批斗陳毅，周恩來都要親自參加，這是極有力的保護，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連續工作18小時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長時間圍攻，而心臟病發作。對賀龍的保護，周恩來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誣陷賀龍等在北京“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8月，**指使吳法憲編造誣陷賀尤的材料。12月，周恩來為了賀龍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幫他移住國務院新六所。月底，**煽動群眾造賀龍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