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1967年1月9日．**親自攻擊賀龍。接著，賀龍家被抄。周恩來把賀龍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廳。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兩個群眾組織。周恩來對賀龍說：現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給你找個安靜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來。他把賀龍移住到西山某處。對外，他不斷囑告國家體委“造反派”：總理不同意批斗賀龍同志。2月22日，**要周恩來表態“把賀龍揪出來”。遭到周恩來嚴辭拒絕。但后來**、**偵知了賀龍藏身之處，把他作了轉移，周恩來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摔死，周恩來才得知賀龍已去世；他派人專程接回賀龍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們也團聚了。彭德懷是1966年12月被**指使“造反派”從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懷所在單位向中央請示，周恩來下達二條指示：（一）由成都軍區派出部隊與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二）不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系火車來京。（三）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在北京站等候，并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住宿和學習。紅衛兵把彭德懷劫持到北京火車站后，立即向戚本禹報告，成本禹眉飛色舞地在“文革”碰頭會上通報這個消息，恰好周恩來在場。他立即站起來說：這事由我來處理，由我派人去接。隨后他就離開會議室，親自去安置。彭德懷暫時被“監護”期間，從年底到1967年7月由專案組管理之前，他沒有受到后來那種非人的折磨和摧殘。

對其他老帥，周恩來也倍加關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亂期間，他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著傅崇碧等，到幾位老帥的住地，視察那里的警衛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門鬧事，矛頭指向徐向前。周恩來對此極為重視，并通報給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肖華、傅崇碧等。**、**一伙反“二月逆流”，抓“軍內一小撮”，一些群眾組織要沖擊老帥們住地。周恩來專仍找衛戍區領導人研究保護措施，要他們把老帥們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強警衛，并研究了萬一老帥們受威脅時需要采取的應急措施。這年八一建軍節，**、**等堅決反對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出席招待會，周恩來決定直接向**請示，得到**同意，三位老帥仍舊出席了招待會。周恩來為了避免意外，還布置了老帥從住處到人民大會堂的行車路線。10月，老帥們都住在西山，**指使群眾組織去搜山。周恩來知道后，馬上指示傅崇碧派兩個團前去勸阻、警衛。

1966年12月，當周恩來得知彭真、劉仁、萬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榮鑫把人找回。他說：“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護好他們。后來，衛戍區找回了人，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批評了抓人的組織。當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時，周恩來批示薄“休養六個月”。去了廣州。12月下旬，國家經委“造反派”赴廣州揪薄一波，**廣東省委報中央辦公廳，周恩來指示：應由軍區派隊伍按彭德懷的三條，乘火車護送來京。后來，薄一波在被“監護”期間，備受折磨，周恩來指示把他送進醫院，進行治療和保護。當康生煽動一些人制造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時，周恩來親自起草電報給**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劉瀾濤、趙林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同時寫信給**，明確提出他們的出獄確為“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煽動群眾打倒**、鄧小平，周恩來則千方百計關懷他們，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從1日到5日開五天。到8月4日，決定延長，開中央政治局生活會。**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鄧小平。生活會一開始，打頭陣的是謝富治，幾次會上只有周恩來、陶鑄始終不發言。9月間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召開的紅衛兵萬人大會上，周恩來正在講話時，會場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的口號。周恩來聽到后，立刻轉過身去，背向會場，表示反對。直到會場平靜下來他才繼續講話，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學生在**張貼“打倒**”的大字報，周恩來派童小鵬等去布置勸阻。這時，清華大學“造反派”要王光美去聽取批判，周恩來批示：“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11月中，中央政法學院群眾組織要開會批**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從他上追**、鄧小平。周恩來得知后通知新華社：劉、鄧問題中央已經解決，不要在群眾中搞，中央不支持他們開這樣的會，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廣播電臺都不要派人去參加。他給鄧小平打招呼，要他盡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華大學的群眾組織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華檢查，請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動都支持。周恩來知道后囑咐，如來要人時必須向他請示，他們揪王光美就與劉、鄧聯系起來，對劉、鄧不宜采取揪斗辦法。1967年1月，在**慫恿下，蒯大富用謊言企圖把王光美誆出中南海，周恩來得知后迅速驅車到**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華園。周恩來立即打電話批評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無視周恩來的指示，周恩來就派秘書到清華坐催，終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門外叫嚷要揪斗**、鄧小平和其他負責同志，被周恩來斷然拒絕。7月，**、康生、陳伯達等趁**不在北京之機，策劃了100多個群眾組織共1．5萬余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扎寨，要把**揪出中南海，幾百個高音喇叭對準中南海日夜狂吼。在這滔滔惡浪襲擊中，周恩來獨撐危局。他親自打電話批評群眾組織頭頭說：“你們如果沖中南海，就是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他堅定地說：“我就是大炮轟，也不能離開中南海！中南海是黨中央所在地，你們要想沖進中南海，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他對身邊的人說：“只要我住在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沖。我要一走，他們沖進來怎么辦？中南海住著的老同志怎么辦？”他拼著一身，保護了**、鄧小平和許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領導干部。1968年**病重，周恩來還動員了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去護建。他在當時環境下做了自己能夠做到的一切。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干部，是寫不勝寫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爭藝術，保護很多人過關：他在驚心動魄的風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領導干部住進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說服紅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慶齡等著名人物；他勸“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護政協機關、民主人士，并對一批上層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護措施。他保護了班禪等宗教界領導人。他親自寫電報稿叫對少數民族代表人士賽福鼎等采取保護方針。他對不少著名的科學家如錢學森、季四光、華羅庚等也都想方設法保護過去。許多知識分子、國家干部甚至普通黨員、一般群眾，都深深記得在那驚濤駭浪中周恩來對自己的關懷和愛護。對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罷官”的黨內外干部，他批示工資待遇一律不變，保證了他們的生活。有時候，他根據**叫保護某人的批示，開列名單保護了一大批；有時候，他采取的保護干部措施事后得到**的支持。例如，周恩來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區和省、市委負責人送到安全住所保護起來，嚴格保密。**一伙當著周恩來的面追問傅崇碧這些人的下落，追得緊了，傅說了句：“上面知道。”周恩來則堅持不允許他們批斗。當天，傅崇碧見到**時報告了此事，**贊同說：“總理做得好。”第二天，**一伙又拍桌子追問，傅祟碧就說，“你們去問主席吧。”**一伙不敢再問了，后來，傅崇碧把見**的情況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爽朗地大笑起來。

但是，盡管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黨政領導干部被**、**兩個**革命集團視為異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周恩來不可能一一顧到，顧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謂“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會，**、**等攫取了黨、政、軍的極大權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頭會還有周恩來參加，他在內部力排眾議，據理力爭，盡可能地減少損失，保護力能保護的一切，保存黨和國家的元氣。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戰線進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經濟戰線。周恩來既要應付“文革”帶來的種種沖擊，又要應付各部門各地方“造反派”的種種糾纏和**、****革命集團的陰謀暗箭，還要不分晝夜地了解和處理經濟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曾對余秋里、谷牧等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著重講到：“搞好工農業生產關系很大。”“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干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當時，學生免費乘車“大串連”。周恩來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整個國民經濟癱瘓。**、**等要“天下大亂”，周恩來則一再囑咐：工農業生產絕對不能中斷，否則后果不堪設想。他采取了許多措施，保證這年農村“三秋”任務的完成和城鄉生產建設秩序的暫時穩定。

10月，**關于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的批件發出后，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業領導班子癱瘓了。周恩來十分焦慮，一再講經濟建設要盡可能設法繼續進行，強調工交企業要業余鬧革命。**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后，周恩來立即把它作為與**、**一伙煽動“停產鬧革命”作斗爭的武器。他親自主持討論修改了《人民日報》11月10日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說：“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余時間進行，而不能占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當時，**、**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產自然會好”。周恩來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他說：“不搞好生產，工人、農民吃什么？穿什么？我們的國家怎么辦？”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談會，是一次重大的斗爭。陳伯達。王力等企圖發布他們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關于工交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規定。為了防止把工交企業和農村全盤搞亂，周恩來決定把他們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工作會議上討論。谷牧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寫了一個修改稿《十五條》。這是一個防止“文革”把工交生產繼續搞亂的文件，明確提出工礦企業要業余鬧革命，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分期分批進行，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等。11月22日晚，周恩來、李富春把這個稿子向**作了匯報，得到**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聽取谷牧關于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谷牧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準備了“匯報提綱”，系統地提出了與企圖搞亂工交企業的指導思想完全對立的一系列意見和建議。“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圍攻批判。6日，**對“匯報提綱”作了徹底否定的總結講話，說工交座談會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這次會后，由陳伯達一伙搞了一個《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下達全國，規定工人群眾可以建立“革命組織”，可以串連等。12月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發全國。至此，全國普遍大亂，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196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是順利的，仍然保持著60年代前半期調整國民經濟的好勢頭。下半年，經濟建設開始逆轉。從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惡性發展，使經濟陷入全面混亂，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各級領導機關陷于癱瘓，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規章制度遭到批判，經濟工作處于無計劃、無政府狀態，工農業生產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運輸量和基本建設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來向**匯報，說明鐵路、航運關系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支持這個意見。周恩來就召集李富春、**、葉劍英、余秋里、肖華、構成武、谷牧等討論，決定發布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的命令。盡管周恩來想盡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產下降，甚至每天閱讀《鐵路運輸日報》，親自擬電文，打電話，直接抓生產、運輸調度工作，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終因動亂的全局無法扭轉，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實現。

1968年12月，周恩來批準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是扭轉經濟工作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會議從12月初開始后，各地群眾組織的代表在會上爭吵不休、互不相讓。12月27日凌晨，周恩來疲憊已極。他憂慮地對余秋里說，“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產，往哪里調運，沒有個計劃怎么行呢！”后來，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個1969年第一季度的計劃安排方案，提出幾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指標，經**、周恩來批準后下達，1969年第一季度將要結束時，召開了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討論1969年度計劃綱要。周恩來親自審查修改，并到會上作報告，闡述“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強調了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重要性，針對**、汪青一伙搞形式主義那一套，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語錄已發行7億多冊，**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億個，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作風，我們要的是勤儉之風。

這期間，他同**、**一伙的破壞進行著持續的斗爭。1969年7月，二機部匯報說，**下令要把在一線的原子能工廠全部遷到三線。周恩來制止了這個毀滅性的破壞。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國防工辦、國防工業軍管小組、冶金部、一楓部、三機部、七機部等部門負責人開會，解決飛機生產方面的質量事故問題，對檢驗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評。1970年2月，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指出：“合理的規章制度還是要，廢除了不行。那是無政府主義思潮。”3月，他在接見全國計劃會議代表時又說：“不是不要規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從1969年起，工農業生產狀況有所好轉。這是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依靠廣大干部群眾共同努力、堅持斗爭得來的。但是，由于當時“左”的錯誤加上**、**一伙的干擾破壞，盲目冒進的傾向相當嚴重。**一伙借口備戰，提出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宣揚“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軍工項目，不斷擴大規模，造成工業與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1970年固定資產投資又過度膨脹。這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提出的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九屆二中全會討論，由于**、陳伯達等的破壞，也沒有討論成，國民經濟出現了日益危險的傾向。

對于**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周恩來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眾大會上所說，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后，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于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他說：要做“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做旁觀人不行，做對立的把你沖垮”。他把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對一位領導人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他還說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這些話表明了他當時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態度。他忍辱負重，在潮頭上審時度勢，盡力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他的處境非常困難，一方面要使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繼續進行，另一方面要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要保護大批黨內外的干部。他要同**、**一伙堅持斗爭，而斗爭又必須限于**能夠接受的程度之內。這是一場既艱苦又強韌的戰斗，有時候，甚至不得不說一些不想說不愿說的話，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鄧小平后來談到周恩來時所說：“在‘文化大革命’時，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周恩來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大局，相當一批干部保存下來了，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終于沒有崩潰。這一切，都為后來的恢復和發展準備了條件。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連續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時不得休息，有時連吃飯也顧不上。他曾感慨地對醫生說：“‘文革’要讓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異常不舒服．經醫生會診，發現有了心臟病。他叮囑秘書保守秘密。這年夏天，他的健康狀況顯著下降，但仍堅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到1968年9月，總理辦公室被迫撤銷，只留下了兩個秘書，大量的具體工作都得由70高齡的周恩來親自動手。人們見他操勞過度，日益消瘦，勸他休息，他總是說：“我是總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黨、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離開崗位，**、**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國外有的作者所說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處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種明智，對受到威脅的干部給一定保護，可以減輕數百萬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奪最高權力的企圖，防止爆發一場新的悲劇。如果他離職，內戰局勢勢必更加惡化，如果他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為英雄，其處境將更加困難、不堪設想。”

**、**兩個**革命集團，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相互勾結，狼狽為奸，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但他們在結成聯盟的同時，彼此間又存在著尖銳的矛盾。1969年**“九大”，**被確定為**的接班人。“九大”后，他們間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意識到**、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發展有超越自己的趨勢，他圖謀提前“接班”，從而發生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一伙發動的突然襲擊，打亂會議的原定議程，提出要設立國家主席，企圖讓**當上國家元首。周恩來協助**粉碎了這次陰謀。他不顧自己有心臟病，極度操勞，甚至有一回因連續工作36小時而昏厥。這次會后，他按照**的提議，主持華北會議，揭發批判陳伯達的問題。華北會議推動了批陳整風運動逐漸展開。1971年3月初，**說：“南唐李后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干戈，垂淚對宮蛾’，他就是因為不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他授意林立果搞一個武裝暴亂計劃。林立果等制訂了取名為《“571工程”紀要》的武裝政變計劃。8月，**到南方巡視，沿途同五個大軍區和十個省、市負責人談話，點名批評**及其一伙。**策劃在途中殺害**。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時“要把周恩來干掉”。由于**有所察覺，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他們的謀殺計劃沒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來連日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討論、審定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稿。13日晚10時半左右，他得到報告，北戴河**住地出現異常情況而且當地有飛機，周恩來下令追查飛機的行動。午夜12時半，得知**乘飛機強行起飛。周恩來立即下令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1時50分，空軍調度室報告：**飛機越出國境，進入蒙古，從熒光屏上消失了。周恩來放下電話簡，生氣地說：“叛徒。”他立即乘車在中南海報告**。隨后，為了**的安全，他勸**到人民大會堂暫住，并指揮了攔截**死黨周字馳等劫持的直升飛機的戰斗。3時左右，周恩來根據**的指示，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叛逃事件，并作了緊急戰備部署，布置保衛北京、保衛中央的工作。后來，得知**的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周恩來指示中國駐蒙古大使帶隨員親到現場察看，處理善后。

這次事件，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三天三夜沒有睡覺，指揮調度，防止各種突發事件。他的機智果斷的處理，周密的安排．使黨和國家轉危為安。

最新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