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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他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波瀾壯闊的第二條戰線。這條戰線,以學生為主體,有廣大工人、農民、教員、職員、愛國民主人士等參加,展開了同國民黨反動派的迅猛異常、一浪高過一浪的斗爭。“從解放區自衛愛國戰爭與蔣管區人民民主愛國運動的配合發展和勝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
第二條戰線的基礎,是周恩來在**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長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運動推動了全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在中國**的號召下,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反內戰運動一時席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1946年6月,周恩來批準**南京局上海工委書記華崗的建議,決定組織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為和平而請愿。代表們6月23日在下關車站遭到大批特務圍攻和毆打,暴露了蔣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從“一二·一”到“六·二三”的和平民主運動,為形成第二條戰線,迎接更大規模的斗爭作了準備。
周恩來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長后,1949年1月,調整了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系統,以便配合解放戰爭,迎接全國革命新**。2月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分析了蔣管區人民運動,指出這是“第二戰場”。他說: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事實,激起了中國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爭,美蔣反動派更加陷于孤立。會議通過了迎接中國革命新**的指示,指出中國政局將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全國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新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中國**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
1947年,學生運動**迭起。5月5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中,要求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保護我黨及民主進步力量,以繼續加緊開展人民運動”,“蔣管區城市工作,一切要從長期存在打算,以推動群眾斗爭,開展統一戰線,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區勝利,推動全國新**的到來。”5月20日,蔣管區發生了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次運動的浪潮席卷了全國20多省60多個大中城市,學生運動與工人罷工、市民運動、農民抗租抗稅斗爭等匯合一體,持續了一個多月。**指出:“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路線”,“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5月23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學生運動中望堅持黨的方針,“并靈活地運用斗爭策略,有時直進,有時迂回,有時集中,有時分散,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既區別又結合,使一切群眾斗爭都為著開辟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國民黨的中央社當時有一個顯然是縮小了的統計:從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發生“學潮”109次,506天。它說,“學潮”和**的“一切號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應,若合符節”,“公然在政府后方開辟所謂第二戰場”。
學生運動的高漲,促進了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
周恩來領導的第二條戰線的斗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區別于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合法主義,也避免了發生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左”傾錯誤。1948年8月22日,周恩來為**中央起草了指示,經**修改后發出。這個指示中說:“蔣近已決心撕破民主偽裝的最后殘余,實行瘋狂的法西斯獨裁的最后掙扎”,“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目前工作,必須有清醒的頭腦和靈活的策略,必須依靠廣大群眾而不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它分析說,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中,單獨進行工人、市民的武裝起義,肯定地說,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準備采取武裝斗爭的直接行動,都是不許可的,都有使少數先鋒隊脫離廣大群眾、遭受嚴重摧殘與招致一時失敗的危險。指示提出應當“堅決實行疏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凡是已經暴露的**黨員、進步學生和愛國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區,如上海撤出約2000人,北平撤出約1000人,南京撤出約幾百人,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為人民政權各條戰線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內不撤走的,開展反搬遷、反破壞的斗爭,千方百計護廠、護校、護店和保護一切公共設施,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或毀滅城市的企圖,里應外合,配合人民解放軍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為國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氣。
1948年4月30日,**中央頒布“五一”勞動節口號,其中提出:
“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一號召得到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領袖的廣泛響應。他們認為**“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電國內外各界及海外僑胞,共同籌進,完成大業。
這以后,周恩來就一面協助**繼續指揮全國范圍的大決戰,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籌劃建立人民的國家政權。
從1948年秋天開始,幾百個愛國民主人士應**中央的邀請,從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海外到達解放區。為了使他們平安到達解放區,周恩來作了周密細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達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代表的委托,開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1949年2月27日,那時他還在西柏坡住,就審閱修改了《關于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民主人士候選人名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等,批示把它們印成一冊,名叫《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有關文件》,供大家協商討論。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周恩來任主席,致開幕詞。第二天,他在會上作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的解釋報告,并說明,我們的共同綱領“不能不轉向建設方面”,“重點要擺在我們共同努力,來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會上通過了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名單,周恩來被推選為常委會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組組長,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為了起草好《共同綱領》,6月下旬他把自己“關”在勤政殿一個星期左右,親自寫出全文,以后又經過七次反復討論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8月26日至27日,周恩來主持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會上他提出: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要有**與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要有備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這個固定的統一戰線組織,名稱也要固定,建議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它要長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新政協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在會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第二天,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報告說:我們的目的是“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為著這個任務,我們團結國內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結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國**、中國人局解放軍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保證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勝利”。他說,我們的政權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靈魂”;我們的經濟政策要“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營經濟是領導的成分”;我們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我們的外交政策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我們的國家要“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會議在周恩來等主持下先后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關于選舉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四個議棠。30日,周恩來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9日在全體委員會上當選為副主席)。下午6時,在**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周恩來代表大會主席團致詞后,**宣讀了他所撰寫的碑文。這一碑文后來由周恩來手書,永遠地鐫刻在莊嚴的紀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被任命為新中國的第一任政府首腦——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
從此,開始了他26年國家總理的辛勤勞苦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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