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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花從外地回來,也不說市場好不好,只是告訴汪虹她要和劉辰一起干了。\wwW.qВ5。c0М/汪虹苦笑笑,說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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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買到了回國的車票,包廂里還有兩位北京男士,是從布加勒斯特來的。年齡大一點的叫郝雨,大約三十多歲的樣子,特愛說話,一說話就笑,一雙不大的眼睛總是瞇縫兒著,一路上就聽他講故事了。年齡小一點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歲。郝雨不光愛說愛笑,還挺會照顧人。汪虹幾趟大包兒滾下來,落兒了個一上火車就胃疼的毛病。平時跟著侯玉花跑,除了強忍著也沒別的辦法。這回遇上個憐香惜玉的爺兒們,自己也就金貴起來。郝雨一陣兒端茶一陣兒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這家伙和俄國列車女乘務員混得特好,居然允許他在包廂里用煤油爐子做飯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許多。他又給大伙兒講笑話,拿羅馬尼亞人的名字開涮,說羅馬尼亞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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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汪虹笑得肚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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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到了,兩人交換了電話號碼。郝雨說有什么事盡管招呼,尤其象上貨這種事兒,他門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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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幾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幫助上點好貨。汪虹說這是最后一次了,賣完貨就回布拉格。郝雨說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羅馬尼亞呢。你這樣小打小鬧掙不了錢,要做就正正規規往大了做。他這次又發了一個集裝箱雞毛服,“眼瞅著天就涼了,準能賣個好價錢。”郝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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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心里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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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貨。郝雨帶著她去找客戶,因為郝雨是走集裝箱的大貨主,客戶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價格給了汪虹很不錯的皮夾克和羽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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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莫斯科的火車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個包廂。看著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義時的三姐妹。什么鐵板一塊,一遇爺兒們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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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雨問她笑什么?她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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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上,郝雨幫她賣貨收款,殷勤備至。他告訴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發現了,自覺無顏再在北京混,跟老婆離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闖天下。一個人在異國謀生,艱難不怕,男子漢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這種孤獨和寂寞,是最難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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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對此感受非淺,點頭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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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雨便說:“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發貨柜,你有英語,可以幫我很多忙。利潤我們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絕不會虧待你。我本來應該發完貨坐飛機去羅馬尼亞,就是不放心你一個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說著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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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任他抓著,過了一會兒才輕輕掙出,說:“我得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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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汪虹幾乎無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無法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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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莫斯科,郝雨帶她住在他一個河南朋友的公寓里。兩室一廳,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專職倒票——那時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難買,都集中在這些票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時候,他剛剛和俄國警察打了一場官司得勝歸來,高興得很。擺好酒菜,一邊吃一邊講起這檔轟動莫斯科華人社會的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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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鐵縱線去中國人聚居的“吉慶”旅館送票,出來后又準備原路返回。剛下了電梯,一高一矮兩個俄國警察攔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輕,矮的老,他們身后還站著一個穿便衣的漢子。他們把他叫進旁邊的警察辦公室,讓他面壁站著,兩手高舉放在墻上,雙腿叉開,警察便開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國警察經常對中國人來這一手,真他媽的討厭,可是又沒辦法,警察是在執行公務。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來,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為是倒票,票款必須記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筆錢都記在一張紙上,誰的多少錢誰的多少錢。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這張紙拿著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國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數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號——他大概意識到這是一張賬單,便撕碎了隨手丟在紙簍里,然后對他說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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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來,他摸了一下錢,感覺厚度還差不多,地鐵里又不是數錢的地方,便乘車走了。路上他想錢肯定會少,俄國警察盡是下三濫。但估計他們也不敢多拿,抽一張了不得了。如果那樣他也認了——誰讓自已在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數,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孫子們也忒黑了點,他怒不可遏,立馬打的趕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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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進門,仨孫子還在呢。他沖過去抓住那倆警察就用俄語喊:“你們是瑪菲亞(強盜)!還我的美元!還我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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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孫子壓根兒沒想到他敢找來,他們這樣坑害中國人多了,從沒見過有找后賬的,一時慌了,紛紛發誓說絕對沒有偷他的錢。這時有個俄國老太婆走過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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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搗亂,他們會狠狠地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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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便衣那小子也揮著拳頭嚇唬他,說你如果還不走,馬上就讓你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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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朋友見跟他們講不出理,立刻用地鐵里的公用電話報了警。十幾分鐘后,來了一位少校。他簡單詢問了一下情況,就命令那兩個警察出示證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這兩個下賤的家伙干了壞事。可兩個家伙死活不承認,少校便問河南朋友有沒有證據?他到紙簍那兒一看,撕碎的帳單還在里面,馬上取出來拼好,交給了少校,告訴少校他們共搶了640美元。少校立時就火了,大聲訓斥那兩個家伙。那倆家伙萬沒想到會在這張撕碎的紙上出問題,登時都傻了眼。少校罵了他們一頓,然后讓河南朋友和他們一起乘車去地鐵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會兒,市警察局來了兩個人,讓河南朋友把事情又敘述了一遍,全部記錄在案。正在這時,有一個警察跑進來說有人來電話找中國人。他過去一接,鬧錯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個中國人。打電話的是國內公派的一個翻譯,原來在河南朋友被搶錢之前一個小時不到,有一個姓陶的中國人被這三個家伙用同樣的手段搶走了440美元。這位譯自稱認識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當然,是要收費用的。這位翻譯以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掙私了費來了。翻譯說這種事多了,沒見哪個中國人把俄國警察告贏了,勸河南朋友私了得了。這朋友真是條漢子,斷然拒絕。回到辦公室就對警察們說,這三個家伙今天還搶了一個姓陶的中國人的錢。少校一聽,立即讓他幫助找到這位陶先生。說今天已經很晚了,讓河南朋友明天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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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俄羅斯警察節。河南朋友一進門,分局長就說:“在我的節日里你不是來祝賀我快樂,而是來給我添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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