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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寒把話說得很直白,所謂全民式的選舉,實際上在拼的就是一個輿論操控權,輿論操控權掌握在誰的手里,誰就能夠獲得更多的選票。而輿論操控權是依靠什么來掌握的?毫無疑問,還是金錢。
加吉耶夫聽得很認真,直到陸寒把話說完了,他才陷入長時間的沉默。
“思想是一個需要控制的關鍵點,而操控這個關鍵點的按鈕,就掌握在輿論的手里。”良久之后,加吉耶夫嘆口氣說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lián)盟得以維系的根基包含兩大主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完美體現(xiàn)。”陸寒接著加吉耶夫的話茬繼續(xù)說道,“現(xiàn)在,第二大主題正在逐漸的淡化,所以,意識形態(tài)的工作就顯得日益重要。”
“你也研究蘇斯洛夫同志的理論?”加吉耶夫不無詫異的問道。
“那倒沒有,只是這一段論述恰好看到過,個人認為很有道理,所以就記了下來。”陸寒笑了笑說道,“實際上,他的一些理論,拿來應對眼前的環(huán)境似乎很有用。”
“從莫斯科開始推行經(jīng)濟改革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全方位的變化是必然會出現(xiàn)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嘛,既然決定采用資本主義性質的經(jīng)濟基礎,那自然就免不了要調↑,整上層建筑來適應它。”加吉耶夫搖搖頭,說道。
那可不一定,陸寒心里對這番說法不以為然,但卻沒有反駁,因為戈氏顯然就是這種思路,而這種思路顯然是完全被西式的東西填充了,當然也是被固定思維固化了的東西。用程式化的詞語來形容就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
“按照你剛才的規(guī)劃,現(xiàn)在需要做些什么?”加吉耶夫適時的將話題收回來,問道。
陸寒在之前的論調中,一方面強調了輿論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向加吉耶夫隱晦的表達了,自己可以幫助他贏得民選的意思。就像他自己說的,全民選舉實際上就是一場比拼輿論控制權的戰(zhàn)爭,而從最根本上說,這也是一場比拼財力的戰(zhàn)爭。
比拼財力的根本在于什么?毫無疑問,只能是金錢,兜里沒錢還跟人家拼什么財力?難道還按照之前莫斯科最高蘇維埃選舉委員會規(guī)定的那樣來嗎?連續(xù)四天,每天半小時的宣傳,這能夠什么用的?
通過此前一段時間的聚斂,陸寒手里的確有了一筆錢,這筆錢對任何人來說,或許都不是小數(shù)目,都足夠令人垂涎,但要想像陸寒說的那樣,操控一場全邊疆區(qū)范圍內的輿論戰(zhàn),明顯還非常不足。幸好,目前才是8月份,地方行政長官的民選方式,也沒有得到正式推行,他們還有充分的時間去做準備。
加吉耶夫手里還有足夠充足有效的全力,又有充足的時間做準備,另外,手里還捏著一份剛剛新鮮出爐、且有大量漏洞可鉆的改革決議,陸寒認為,只要稍加規(guī)劃,他們的目的應該不難達到。
要想獲得輿論宣傳方面的優(yōu)勢,最有效的辦法無意就是直接控制輿論的根基,類似報紙、廣播乃至電視。在過去幾十年的發(fā)展中,受體質因素的約束,濱海邊疆區(qū),乃至整個遠東地區(qū),各種類型的報紙都不是很多,除了各級部門的機關報之外,剩下的政論性、時事類報紙完全沒有,倒是那些體育娛樂類的小報很有一些。像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有四份這種報紙,主要是歸屬于體育運動委員會濱海區(qū)委會的兩份體育報紙:《體壇瞭望》和《國際田徑》,剩下的兩份報紙,分別是屬于電影委員會的《蘇聯(lián)電影》以及作家協(xié)會的《新文藝》。
相比較而言,這四份報紙是在遠東發(fā)行量比較大的,其中,《新文藝》和《蘇聯(lián)電影》的發(fā)行量,甚至比各級機關報的發(fā)行量還稍稍大一些——當然,那是在扣除了強行訂閱部分之外的成績。
尤其需要提一下的是《蘇聯(lián)電影》,這份報紙最初是八開雙開頁的版式,但是從前年開始,報社就不斷改版,到目前,已經(jīng)發(fā)展為八開16頁的大包,每周出一期,已經(jīng)在向期刊方向靠攏了。每份報紙售價2盧布50戈比,不是很便宜,但依舊有近60萬份的發(fā)行量,這個成績算是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