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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wèi)禮賢接到信后很興奮,他第一個想到的人是梁啟朝。
“我認為把諾貝爾獎授予一位中國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這將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遠的影響。我尚不清楚,哪個方向的人選會被考慮。作為對中國哲學、歷史和文學都有涉獵的學者型作家,現(xiàn)代人文領域的領袖人物梁啟朝應被考慮。”
隨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軒,并給出了自己的評價。
胡拾,哲學家、改革家,很激進,盡管年輕。卻具有驚人的學識,充滿激情。
林子軒,詩人、家、戲劇家,非常年輕。但很有才華,在西方有影響力。
“但我傾向于梁啟朝,因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說道。
這是1924年,林子軒在西方文壇還處于嶄露頭角的階段。
斯文赫定把這封信在瑞典文學院朗讀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也全都在場。
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對他的建議雖然感到震驚,卻又不失興趣。覺得提名中國作家入圍諾貝爾文學獎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對候選人做出了說明。
“首先可以考慮的是文學作者,也就是依據(jù)想象力創(chuàng)作者,其次是那些對現(xiàn)有資料進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學家。”
同時,斯文赫定還寫信征詢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意見。
然而,高本漢不僅對梁啟朝等人選不予支持,甚至對推舉中國候選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見,無論在敘事文還是詩歌方面,中國尚未誕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啟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優(yōu)秀的作品翻譯成西方語言的話,盡管這些文章對中國人很重要,但根本不會得到欣賞。我因此認為,目前根本無法找到任何一位諾貝爾文學獎人選。”
這兩位漢學家其實都不怎么靠譜。
瑞典人高本漢在中國的時候研究的是漢語語音,他是語言學家,很少接觸中國新文學。
德國人衛(wèi)禮賢主要的興趣和精力集中在對中國古典著作的翻譯上,比如易經,根本沒時間深入研究中國的新文學。
由于衛(wèi)禮賢和梁啟朝交往的比較多,才力薦梁啟朝。
不過,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漢的影響,對提名中國文學家入圍諾貝爾獎的興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險家,既不精通漢語,也沒有高深的文學造詣,很容易受到漢學家的影響。
這一次,斯文赫定來到北平,德國漢學家衛(wèi)禮賢已經回國了。
他的考察計劃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準,沒想到卻遭到北平學術界的激烈反對。
這和林子軒有點關系。
林子軒成立中華文物救助會,提倡保護中國文物,嚴防外國學者以考察為名盜墓的行為。
經過不斷宣傳,中國學術界如今對外國學者前來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國的西北地區(qū),也就是甘肅和新疆一帶。
甘肅的敦煌文獻正是被以考察為名的外國學者給盜走的,有了前車之鑒,難免惹人生疑。
林子軒看到了報紙上的報道,他支持北平學術界的抗議行動,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動也需要接受中國學術界的監(jiān)督。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