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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易集解》對今本《周易·解》卦內容的諸家易說

1、諸家易說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

虞翻曰：《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眾。故“利西南，往得眾也”。

“無所往，其來復吉。”

虞翻曰：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于外，而無所應，故“無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往之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謂二也。夙，早也。《離》為日，為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初六：無咎。

虞翻曰：與四易位，體《震》得正，故“無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虞翻曰：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為狐。《坎》為弓。《離》為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

六三：負且乘，

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致寇至，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貞吝”。

九四：解而母，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動時《艮》為指。四變之《坤》為母，故“解而母”。《臨》、《兌》為朋，《坎》為孚。四陽從初，故“朋至斯孚”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為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為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為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無不利。

虞翻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離》為隼。三失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無不利”也。

案：二變時體《艮》。《艮》為山，為宮闕，三在山半，高塘之象也。

2、易說批判

《周易集解》對今本《周易·解》卦爻辭所編匯的注釋還是只虞翻一家。而對所謂最后爻辭內容的注釋，只不過曾加了編篡者的“案”說。即使編篡者李鼎祚的注釋，依然是以“象數”去穿鑿附會。

我們看虞翻注釋里，對“負且乘，致寇至，貞吝”的注釋。

對“負且乘”，虞翻的注釋是：“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

虞翻的注釋先是穿鑿于“象數”里卦象與爻數，而附會出“故"負且乘"”這種“轉軸子”說法。而后說的是引用，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這是引用《易傳》經文內容，“象數派”也不忘“以經解經”的宗旨，這本是帝制里注經的方法之一。

“亦可丑也”是引用《小象》文的注釋說法，“《易傳·象》曰："負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引述《易傳·系辭》里的說法。《易傳·系辭》這樣說：“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對“致寇至，貞吝”虞翻的注釋是：“五之二成《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貞吝"”。虞翻依然是以“象數”去穿鑿附會，而說出荒誕不經的說法。

總觀虞翻對所謂一爻辭注釋是：“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象》曰：“亦可丑也”。五之二成《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貞吝”。

看“象數派”代表人物虞翻的注釋，既是個穿鑿附會，又是個荒誕不經。

而在虞翻之前的《易經》內容之一的《小象》文的對這一所謂的爻辭注釋的是“"負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象》文注釋的意思是：“"負且乘"，是說這種行為也太丑惡了；由于自身原因而招致兵式之禍，又能歸咎于誰呢？”

且不論這說法與《周易》里這一文辭本義對錯于否，起碼注釋說出個道理來，不像虞翻那種荒誕不經的說法。

而同樣是產生于虞翻之前的《易經》內容之一的《系辭傳》，又進一步闡釋發展了《周易》里“負且乘，致寇至”的思想含義。

如《易傳·系辭》這樣說：“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今譯這段話里的“子曰”，皆認為是孔子說的話。這段話今譯意思是：“孔子說‘作《周易》的他了解盜賊吧？《周易》里說‘用牲口馱著，大車拉著東西，會招致盜匪的來到’。背負的事情是勞動百姓所干的，車子是統治者承坐的用具。而勞動百始乘坐貴族統治者的用具，盜匪就思謀著侵犯它。輕慢收藏財物，誘引盜匪。容貌妖艷誘引淫亂。《周易》里說‘負且乘，致寇至’。盜匪就被招致來了。”

《系辭》內容已是帝制王權專制思想的產物，是為王權等級制度詮釋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辭》已凸顯的是占筮與神秘主義思想。《系辭》里引用《周易·解》里的“負且乘，致寇至”，而“訓釋”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斷章取義，又是違背原意。《系辭》所“訓釋”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維護王權等級制度。把“負且乘，致寇至”闡釋成“小人（被統治者）”是天生負重者，而“君子（統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車馬者。反而把社會的混亂歸咎于“小人”的越軌，如“小人”是天生的負重者，而不該乘坐車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強盜的出現，“小人”永遠是“君子”的奴隸，才是天經地義的。這《系辭》里引用“負且乘，致寇至”，而闡釋出的說法，既無視原文的真實含義，又背離了理性與邏輯。可這正是王權專制時代里的“邏輯”。

《周易·解》里的“負且乘，致寇至”，是說財富太顯露，其寓意著貧富差距，才導致社會問題。這是論證“和解”所要重視與解決的問題。即反對貧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決貧富問題，即解決社會矛盾問題。而《系辭》卻把這句話闡釋的恰恰相反，強調的是等級秩序，而維護其不平等制度。況且，這句話并不涉及“君子”與“小人”誰是負重者，誰是乘車者。而《周易·解》文的中心思想是講“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強調“君子時時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愛護他的百姓。”《解》中心是講君子（統治者）與小人（被統治者）應建立和諧的關系，即君子愛護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諧的社會。而后儒卻從這“負”與“乘”，聯想闡發出“小人”是天生負重的勞動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馬車者。《系辭》的思想是維護等級制度的，是鼓吹等級制度的。

再到西漢上書漢武帝而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在其“對策”里也引用了《系辭》里對“負且乘，致寇至”這句話釋解內容。“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著，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也。”

董仲舒引經據典同理是佐證所陳述的王權等級秩序，董的引述與闡發與《系辭》里的闡釋的道理并無二致。董仲舒一樣的認為，“君子”與“小人”是天生的差別（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著，小人之事也）。正是這些后儒們引述“負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釋，將《解》里的“負”與“乘”附會成“君子”（統治者）與“小人”（勞動百姓）之等級是天經地義的，這既是背離《周易》原文的含義，又是歪曲與任意的解釋"經典"，其目的是維護王權專制的等級制度而尋求理論依據。這正是文化專制里的典型寫照與思維邏輯。

而《周易·解》里的“負且乘，致寇至，貞吝。”是運用比喻寓意道理。“負”：背馱東西。“乘”：駕車，驅馬拉車。“負且乘”：是指用牲口馱著東西，又驅車拉著東西。這里是表明財富太顯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盜匪的到來，這就叫“致寇至”。“貞吝”的意思是：“結果就出現了危險”。這是作者用比喻來說明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也正是圍繞著“和解”（《解》篇的“命題”）而闡述其道理。目的是強調“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問題？正是貧富差距問題，也就是作者舉例的“負且乘，致寇至”這種問題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進行和解。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財富太顯露，太暴發了，才造成“致寇至”。這段話的本義是“牲口馱著東西，又用車拉著東西，招引了強盜的到來，結果就顧惜不了財物被搶。”這寓意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才出現了社會矛盾，才招引盜匪的出現，才造成社會不和解的局面。這無疑體現了作者對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和諧問題的敏銳認識，更體現了作者的進步思想。可到了王權思想上升和強化時期，后儒們卻對這句話作為等級秩序的理論依據而詮釋，恰恰背離了《周易》里的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