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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

《昭公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襄公九年》：“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

⑵《左傳》里記載的引用《周易》時的稱法

《宣公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

《襄公二十八年》：“《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

《昭公二十九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通過對比來看，雖然是兩種用法，但顯然，所用的是一種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不過兩者運用時，在表述上是有區別。史巫用于卜筮時的稱謂程式是：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蚴÷匀ァ吨芤住访Q而說：筮之，遇‘某之某曰’。如“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而其他人士在引用時的稱謂程式則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如“《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這“某之某曰”，如同“某篇里的某句子”的說法。用今天的話說，猶如“《師》篇"臨"里說”。而在卜筮上，猶如“《坤》里的"比"繇辭說”。爾后，才引出“某之某曰”里的一句話（卜筮上稱“繇辭”），無論是引用以此闡明事理，或是卜筮以此聯想附會人事吉兇，表明所用的是一種《周易》文本。雖然春秋時期人們使用的是一種文本的《周易》，以《周易》卜筮時言“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引用說理時言“《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绑咧?，遇”；與“有之，在”，顯然是對《周易》的兩種用法，兩種話語，兩種性質的對待。從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流傳，就圍繞著《周易》形成了兩種話語與運用?！绑咧迸c“有之”也表明了兩者運用《周易》是有質的不同，既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別。

“筮之”與“有之”，更是表明了當時兩者使用的《周易》是一種文本。當然那時的《周易》文本是不同于今本《周易》的結構形式。

通過《左傳》一書中記載的筮例及引用當時《周易》文本內容來看，那時的《周易》文本，既不是用“九·六”這種數字來編排《周易》每篇里的句子為爻辭的“爻題”；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畫符號及名稱來編排《周易》每篇句子變成繇辭的“繇題”。最具有證據證明《左傳》里所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爻題的結構形式，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個符號及名稱為“繇題”（或稱“繇稱”）的結構形式，莫過于《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這一引用例子了。

現將這一引用例子抄錄如下：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大有"曰：‘飛龍在天?！?夬"曰：‘亢龍有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舨怀σ姡l能物之？”

這一段記述了“昭公二十九年”的秋天里有龍出現在絳城郊外，魏獻子聽說此事，并向蔡墨問龍一事。蔡墨回答魏獻子時，是引經據典來證明他認為古時候是有龍的。蔡墨所引用的就是《周易》“乾”、“坤”兩文里出現帶龍的句子，來證明所認為古時候有龍的證據。這里且不說引用《周易》一書里帶龍的句子，來證明古時候有龍的說法正確與否，但這里畢竟不是用《周易》來卜筮的例子。我們可通過這一引用例子中所引用《周易》“乾”文里凡帶龍的句子內容及稱謂，以此再現“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