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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長諸子遠行,國中空虛,鄭克臧不方便離京北巡,因此只能通過宮廷畫師的《上京行宮組圖》以及內外營建部門的圖紙來領略天津新城壯觀及上京行宮的景物。
看罷這些圖紙和畫卷,聽完兩位臣子的介紹,鄭克臧便不動聲色的揮退了兩人,讓興沖沖而來的周、閻二人完全摸不著頭腦,只好悻悻的返回各自的衙署,但在兩人視線之外,度支衙門會辦大臣蔡通和新任都水衙門大臣姚澤培匆匆領旨而來。
“天津城和上京行宮已經建設完畢了。”鄭克臧開門見山的向兩人說道。“北地的滿人、漢奸還剩下三十來萬,總不能讓他們吃白飯,所以,朕想該是治理黃河的時候了。”鄭克臧問蔡通道。“明年再準備一千萬貫有問題嗎?”
蔡通叫苦道:“朝廷處處用錢,臣又沒有點金手,如何變得出來一千萬貫,就算砸鍋賣鐵,明年也最多湊出一兩百萬貫來。”
“那就說定了,度支衙門每年拿兩百萬貫出來。”鄭克臧并不給蔡通反悔的機會,一口咬死了度支衙門承擔的費用,不過兩百萬貫聽其來很多,但要完成黃河綜治顯然是不夠的,因此鄭克臧命令蔡通道。“以這兩百萬貫為抵押,發行黃河治理國債,利息,卿去和四海、通海兩錢莊商量,但要保證每年籌募一千萬貫。”
蔡通面無人色的應道:“二百萬貫,度支衙門咬緊牙關或許能擠出來,可借貸一千萬貫日后如何歸還?”
鄭克臧胸有成竹的回答道:“用改造后的沿黃水澆地償付本金。”
蔡通急道:“沿黃土地都是有主的。”
鄭克臧轉而向姚澤培問道:“卿把都水衙門的方略告訴蔡卿。”
“是。”曾經的做過工部都水司郎中的姚澤培沖著蔡通言到。“只武成十五年起,工部都水司就在黃河沿線做了勘測,最終由圣上圣斷決定采用地方阻力最小、花費最大、效果最好的方案,即黃淮分流方案,讓黃河回過故道,從而徹底解除淮河水患。”
蔡通張口結舌:“黃河走,走山東,入海?”
“正是!”鄭克臧斬金截鐵的回應道。“朝廷這些年已經遷走了中州、冀南、山東黃河故道沿線的百姓,如今這些地都是官地,整治后發賣是不存在問題的。”
蔡通不解的問道:“不用征地,那為什么要一年一千萬貫?”
“因為河堤及基底要盡可能的用水泥敷設,而且此番要趁著有無償的勞力在,同時修兩條入海河道,”姚澤培給了個石破天驚的答案。“每五年讓黃河改道一次,期間將清除舊河道之淤積泥沙,如此再加上朔方造林,千年黃河水患將徹底不復存在。”
蔡通終于驚呼起來:“啊……”
第683章 政經
每年一千萬貫,聽起來是數目極大,然而幾十萬判罰苦役的滿(人)漢(奸)勞工飯還是要吃的,而且要讓其維持強度甚大的勞動,再少再少每年總要花上價值十幾萬貫的米糧;而且開河還得有必要的勞動工具和配套運輸的牛馬,姑且不說簸箕、扁擔、籮筐、鏟鍬、撬棒、丁鎬、繩索、板車等勞動和運輸工具的損耗,光光一萬多匹普通馱馬、曳馬的每年馬料錢少說也要幾十萬貫;當然,上面只是小頭,真正的大宗開銷還是工程材料,別說同時開工兩條河道了,僅僅沿著黃河故道開挖,沿線干渠用于調控水量的河閘就少說要建兩百來座,一座河閘輕則數千斤,重則數(夏)噸,光光鐵料一項,預算就要做到一千來萬貫;這還沒有算上最花錢的河道底部水泥敷底和兩岸鋼筋水泥大堤,就算都水衙門能從金洲(蘇門答臘)運來相對廉價的火山灰水泥,這筆費用也將是天文數字。
而對于蔡通和度支衙門來說,即便每年撥出二百萬貫的經費充當黃河綜治工程的借貸利息,也只能以年息八厘的較低利率水平維持四年四千萬貫的借貸總量,每四年就必須清償所有的本息,否則根本維持不下去,好在鄭克臧也想到了這一點,愿意修一段河道便出售該段沿岸的田土給債券持有人以維持朝廷信用。
可惜鄭克臧算盤雖好,等到蔡通和四海、通海兩家準央行聯系后,才發現根本借不到錢。借不到錢?這下讓度支衙門暈了。莫不是借貸利率太低了?可是拉高了利率,利息支付上就存在問題了,總不能讓庫房里餓死老鼠的度支衙門上下再勒緊褲腰帶吧。什么?利率提到一分五也借不到錢?四海、通海,你們過分了,這是朝廷公事,再說了又不是問你們借錢,而是讓你們牽線跟全國兩三百家錢莊借錢,你們裝什么大尾巴狼,度支衙門還能兩號的股東呢,雖然沒償還完購股價款之前不能行使股東權利,但也不能如此敷衍不是。
然而四海、通海兩號的主持人卻把難處放在了臺面上:沒錯,兩號如今并不經營實際存貸業務,可鑒于鄭克臧在武成十三年出售兩號股權、武成十六年出售太平冶鐵場、武成十八年宗藩大借款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行動中抽走了市面上絕大多數的銀根,導致如今各家錢莊實際存銀不足,在可能出現擠兌的威脅面前,華夏朝廷出再高的利息,只怕也無法借到錢。
蹴鞠又踢回了鄭克臧的腳下,可得到度支衙門匯報的鄭克臧卻勃然大怒,他認為蔡通和度支衙門是被內廷經理處給忽悠了,什么抽走銀根,市面緊張,簡直是一派胡言——武成十三年出售四海、通海兩號股權的收益中的絕大部分是花在戰費上了,出售太平冶鐵場的收益被兵部存回了錢莊生息,剛剛過去的宗藩大借款也多數用在了國內貿易上,市面上絕對不會缺錢,錢莊票號也不可能存在銀根緊張的問題——問題的關鍵還是利率方面,錢業總會顯然是想趁火打劫,內廷經理處更是為了分薄宗藩借款的信貸壓力在推波助瀾。
于是鄭克臧把內廷經理處幾名會辦、幫辦直接喊了過來,在鄭克臧的壓力下,內廷經理處不得不決定內廷每年購買三百萬貫的黃河(綜治)債券,四海、通海錢莊方面也跟著答應每年各自消化一百萬貫的黃河債券,至于剩下的五百萬貫,則由兩家準央行出面說服各家錢莊以抵押在兩家內的開業準備金購買。
事情看似解決了,于是秋后算賬的鄭克臧便責成鹽鐵衙門錢業司制定相關條例規范錢莊存貸利息最高限額;又準備命令刑部制定律令限制錢莊、當鋪、押行及民間個人實施的高利貸行為。但是四海、通海兩家錢莊卻通過內廷經理處向鄭克臧提出申訴,認為蓄意壓低存貸款利率并不符合鄭克臧促進工商業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反而會導致資金流向利潤相對更高的土地投資,從源頭上扼殺了工商業的活力。
南宋、明末都是中國經濟極度活躍的時代,可以說都觸摸到了資本主義的門檻,之所以最終沒有越過這個門檻,外敵入侵打斷進程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工商業獲利者將所獲利潤轉移到土地經營上,使得繼續發展缺乏足夠的后勁。對此,鄭克臧自然不愿意重蹈覆轍的,但錢莊方面的話明顯是誤導,就連不是經濟學家的鄭克臧也知道,低利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作用。因此,兩家準央行反對的唯一理由無非是擔心利潤率下降后,有興趣經營錢莊票號的人會減少,錢莊票號的相關業務也會減少,進而影響到了四海、通海這兩家準央行在準備金等方面獲取的預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