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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來，良渚遺址考古發(fā)現成果層出不窮，高潮迭起。王陵、貴族墓葬、祭壇、宮殿臺基、聚落、城墻、作坊、水利工程遺址等遺跡和玉器、陶器、漆器、木器、石器、稻米、骨骼等遺物的陸續(xù)發(fā)現，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神與王的國度、水與人的家園”的生動畫卷。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經存在過一個權力與信仰統(tǒng)一的神王之國——良渚古國。她是中華大地上中國之前最早的國家，是我國早期文明階段的重要代表。

一、良渚遺址考古發(fā)現史

良渚遺址考古發(fā)現史分為四個階段：良渚遺址點考古、良渚遺址群考古、都邑考古、良渚古國考古。

（一）良渚遺址點考古（1936-1985年）

良渚遺址的發(fā)現：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青年職員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鄉(xiāng)杭州良渚一帶先后發(fā)掘了棋盤墳、橫圩里、荀山東麓等6處遺址，獲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發(fā)現了以良渚為中心的10余處遺址。在此基礎上，施昕更先生撰寫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qū)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論證了良渚遺址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揭開了良渚遺址考古發(fā)掘與研究的第一頁。同時，何天行先生也為良渚遺址的發(fā)現與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縣良渚鎮(zhèn)之石器與黑陶》一書，該書被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之第一種”，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評價，蔡元培先生為其題寫了書名。

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12月26日，在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隊長會議上，我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學命名，他把這種發(fā)現于良渚、遍布于長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

1949-1978年，良渚遺址考古工作由西湖博物館（后更名為浙江省博物館）承擔。這期間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比較少，出土遺物不多。主要包括1955年長墳遺址和1963年蘇家村遺址的考古發(fā)掘。

1981年，在浙江余杭吳家埠遺址第一文化層發(fā)掘19座良渚文化墓葬，發(fā)現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積與墓地。

1982年初，對良渚遺址進行考古調查；1984年和1985年，為配合基建工程，對荀山等遺址點進行考古發(fā)掘。至此，考古工作者共發(fā)現良渚遺址30余處；對良渚遺址的分布情況有了基本了解，但良渚遺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尚未被認識。

（二）良渚遺址群考古（1986-2006年）

1986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反山遺址，發(fā)現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組），首次發(fā)現良渚文化部族“顯貴者”專用墓地，其中12號墓出土了器形與紋樣最為經典的“玉琮王”和“玉鉞王”。第一次發(fā)現完整的“神人獸面紋”以及玉鉞與柄上的冒鐓玉飾關系，這是考古發(fā)掘的重大突破。因此，反山遺址被稱為“良渚文化王陵”。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瑤山遺址。發(fā)現了1座祭壇和13座大型貴族墓葬，出土玉器600余件（組）。反山遺址和瑤山遺址入選“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1987年、1992年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兩次局部發(fā)掘莫角山臺地，確定了莫角山遺址的性質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臺地得到了持續(xù)七年的全面考古發(fā)掘，確定了圍溝、房基、沙土廣場等大型遺跡的分布情況，以及宮殿臺基的范圍、結構和堆筑過程。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遺址大型建筑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1996年，莫角山遺址入選“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1990年1-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匯觀山遺址。匯觀山遺址首次證明良渚文化的祭壇為呈階梯狀的立體結構。1991年，匯觀山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1996年，良渚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勘探了內城外西南部，確認了文家山遺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遺存，之后進行了考古發(fā)掘。文家山顯貴者墓葬遺址時間跨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是良渚文化歷史分期的重要研究資料。

2002年9月和2003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于良渚遺址分布區(qū)南側的卞家山遺址進行了兩次考古發(fā)掘。卞家山遺址是一處橫跨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600余年，既擁有墓地與居址等豐富遺跡，又具有獨特風格的良渚文化時期珍貴遺存，對研究良渚文化晚期的社會面貌、自然環(huán)境、生產生活，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05年4-7月、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卞家山遺址進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古發(fā)掘。

（三）都邑考古（2007-2014年）

2007年11月，在良渚文化核心區(qū)域——杭州市余杭區(qū)瓶窯鎮(zhèn)，發(fā)現總面積約為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首次發(fā)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fā)現的同時代我國最大的城址。2007-2014年，經過考古調查、勘探和發(fā)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現和確認了內城的四面城墻和9座城門。2007年，良渚古城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2008-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勘探了良渚古城城外的其他臺地，發(fā)現和發(fā)掘了美人地臺地、扁擔山臺地，并確認上述臺地與2003-2005年發(fā)掘的卞家山遺址等居址、作坊和墓葬區(qū)，共同構成了良渚古城的外城。

2009-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發(fā)現了老虎嶺遺址、崗公嶺遺址等水利工程遺址，確認它們與1996-2002年發(fā)掘的塘山遺址，同屬于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tǒng)。

2013年8月23日，在“首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開幕式上，“尋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發(fā)現”高票入選“2011-2012世界10項重大田野考古發(fā)現”；以良渚遺址為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選“2011-2012年9項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這一事件標志著良渚古城遺址的重大價值開始獲得國際考古界的公認。

（四）良渚古國考古（2015年至今）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鐘家港古河道被發(fā)掘清理，其年代、淤積過程以及河道兩岸遺址的功能被初步確認。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了姜家山遺址，發(fā)現貴族墓葬14座。

2016年5月，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2019年10月，鯉魚山-老虎嶺水壩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良渚遺址的主要遺存

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存分布數量最集中、規(guī)模最大的中心片區(qū)，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內涵代表了良渚文化時期社會發(fā)展的最高成就，是良渚文化繁榮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良渚古城遺址是良渚遺址的核心，它包括城址區(qū)、瑤山遺址區(qū)、外圍水利工程遺址和出土器物等遺存。它的建設順序是距今5000年前，首先建設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tǒng)、莫角山宮殿群和反山“王陵”，距今4800年左右，建造良渚古城內城城墻，最后建造良渚古城外城。因此，良渚古城的規(guī)劃設計可謂百年大計。其規(guī)劃視野之宏大，建造技術之科學，令人嘆為觀止。

（一）良渚古城遺址城址區(qū)

良渚古城選址于大雄山與大遮山兩山之間的河網平原上，海拔約3-15米。城址平面略呈圓角長方形，南北長約1910米，東西寬約1770米，總面積6.31平方公里，正南北方向。城垣的東北角和西南角分別與自然山體雉山與鳳山連接。城垣底部寬約40-60米、最寬處可達100多米，普遍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其上以較純凈、堅硬的黃色粘土堆筑而成，部分地段露出地表，殘高約4米。城垣內外均有環(huán)通的河網水系，至今還保留有若干局部水面；只有長命港仍為活水，經良渚古城南水門遺址進、東水門遺址出，向西與現代水系貫通，是連接良渚古城內外水系的主要河段。

良渚古城遺址城址區(qū)整體格局分為四部分：宮殿區(qū)、內城、外城和古河道。城址區(qū)自內而外形成向心式三重結構，古河道貫穿其間。據碳14測年結果，城址區(qū)的營建高峰期約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約連續(xù)使用至公元前2300年，屬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晚段。

1.宮殿區(qū)

宮殿區(qū)位于城址中央，地勢最為高敞，遺存面積0.39平方公里，包括大型人工臺地莫角山（又名古尚頂）及其南側的皇墳山臺地、池中寺臺地。

（1）莫角山臺地。莫角山臺地位于城址中央偏北，朝向正南北，呈矩形覆斗狀，四至邊界清晰，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面積約為30萬平方米，與周邊稻田的相對高度9—15米，海拔高程10—18米。臺地利用自然山體人工堆筑而成，底部以青淤泥為基礎，其上再堆筑純凈黃土或草裹泥[ 草裹泥堆筑是良渚古城遺址臺地、河岸以及外圍水利系統(tǒng)等普遍使用的工藝，其作用與現代營建堤壩使用草袋裝土類似。]。西部人工堆筑厚約2米，東部人工堆筑厚度約10-12米。莫角山臺地的頂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烏龜山三座獨立的宮殿臺基，大面積沙土廣場以及35座房屋基址。在莫角山臺地東坡還發(fā)現有大量炭化稻谷的堆積，經分析約有稻谷2.6萬斤，從而判斷莫角山臺地的宮殿區(qū)應建有大型糧倉。

大莫角山臺基

位于莫角山臺地頂面東北部，呈矩形覆斗狀，臺基四至邊界清晰，東西長約175米，南北寬約88米，面積約為1.5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6米，海拔高程18米，是三座宮殿臺基中面積最大的一個，也是城內海拔最高點。臺基是與莫角山臺地進行整體規(guī)劃后同時修建的，在底部青淤泥基礎上，鋪筑一層縱橫交錯的方木，防止不均勻沉降，再堆筑黃土壓實，人工堆筑最厚處約6.5米。臺基周圍有寬4—15米、深0.6—1.5米的圍溝環(huán)繞。

小莫角山臺基

位于莫角山臺地頂面的西北部，呈矩形覆斗狀，臺基四至邊界清晰，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40米，面積約為3500平方米，相對高度約5米，海拔高程16.3米。臺基為黃土堆筑，人工堆筑最厚處約6米。小莫角山臺基周圍未修建圍溝。

烏龜山臺基

位于莫角山臺地頂面的西南部，呈矩形覆斗狀，臺基四至邊界清晰，東西長約130米，南北寬約67米，面積約為8500平方米，相對高度約4.5米，海拔高程16.5米。臺基為黃土堆筑壓實，人工堆筑最厚處約7米。烏龜山臺基周圍未修建圍溝。

沙土廣場

分布在莫角山臺地頂面，位于大莫角山臺基西南、小莫角山南部以及烏龜山之間，四周東西長約465米、南北寬320米的范圍內，平面大致呈曲尺形，面積約為7萬平方米，海拔高程12.2—13.2米。沙土廣場是良渚古城遺址目前唯一明確的夯筑遺存，由粘土和沙土相間夯筑于青灰堆土之上，采取平夯的工藝，質地堅硬，制作考究，夯筑所用沙土主要為河沙，并摻雜泥土和石粒（泥土主要為附近山上的黃色粘土）。

房屋基址

共發(fā)現35座房屋基址，其中7座位于大莫角山臺基上，4座位于小莫角山臺基上，其余24座位于莫角山臺地上。這些房屋基址多數正南北朝向，少數東西朝向，平面呈矩形，略高于所處地坪，由較純凈而堅硬的黃土堆筑而成，部分基址上發(fā)現有房屋建筑遺址。

（2）皇墳山臺地。皇墳山臺地位于莫角山臺地南偏東，呈不規(guī)則曲尺形，東西長約405米，南北寬約343米，面積近8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7—15米，海拔高程11—18米。臺地利用黃土堆筑壓實，堆筑厚度8—10米。皇墳山臺地上發(fā)現有一處名為八畝山的建筑臺基，目前尚未進行考古發(fā)掘。

八畝山臺基

位于皇墳山臺地北部，平面近長方形，東西長約187米，南北最寬處約88米，面積約為1.3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6.5米，海拔高程約18米，與大莫角山高度相當。臺基為黃土堆筑壓實，人工堆筑最厚處約16.5米。

（3）池中寺臺地。池中寺臺地位于莫角山臺地南偏西，皇墳山臺地西側，呈不規(guī)則矩形，南北長約283米，南北寬約130米，面積約為3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5.2米，海拔高程10.4米。臺地四周在良渚文化時期被水面環(huán)繞，形成孤島，臺地利用黃土堆筑壓實，其上經考古發(fā)現有面積超過10000平方米、平均堆積厚0.63米、重達20萬公斤的大量炭化稻谷遺存，應為良渚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大型糧食儲備地點。

2.內城遺址

內城由城墻圍合而成，平面略呈圓角長方形，南北長約1910米，東西寬約1770米，遺存面積約為2.9平方公里（含宮殿區(qū)）。以莫角山為中心，分布有墓地、居址（含手工作坊）臺地等遺址。

（1）城墻

墻體建造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勢夯筑而成，將雉山與鳳山兩座自然山體作為城墻的東北角和西南角，北城墻西端也利用了原來的黃泥山作為墻體的一部分。據碳14測年結果，內城城墻修建及延續(xù)使用的時間約為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

城墻現呈斷續(xù)的臺地狀，現存北城墻長約1156米，東城墻長約1392米，南城墻長約1443米，西城墻長約1558米，周長近6000米，殘存高度最高處約4米。城墻內外兩側均設有形似埠頭的墩臺，其中內側24處，外側28處。城墻上住有居民，存在大量生活垃圾。

城墻的結構分為基礎和墻體兩部分：

基礎部分：除利用雉山、鳳山、黃泥山等山體作為天然基礎的部分外，其余城墻的基礎均采用底部墊石的結構工藝，即在原地面上先鋪設一層淤泥，其上再鋪墊石塊層作為基礎，與塘山遺址基礎結構一致。大部分石塊采自良渚古城周邊低山丘陵的山坡、坡腳和溝谷等地。在城墻修筑的同時，沿城墻挖鑿城河，不僅提供了城墻基礎層所需的淤泥，河道還發(fā)揮了運輸材料的功能。

墻體部分：在自然山體或者墊石基礎之上由黃色粘土分層堆筑壓實而成，黃土來自城址附近的山坡或山前臺地。

（2）城門

內城城墻上共有9座城門，包括8座水城門和1座陸城門。

每面城墻各有2座水城門，城內外的河道經由8座水城門連通。唯一的陸城門位于南城墻中部，由東、中、西3座獨立的臺基和4座門道組成。東、西臺基平面呈長方形，中部臺基平面呈長條形，基址底部鋪墊石塊，其上以致密的灰褐色土、紅褐色土、黑褐色土堆筑壓實。4座門道分別位于城墻與陸城門三座臺基之間。

（3）居址（含手工作坊）臺地

以宮殿區(qū)臺地為中心分布于內城，由桑樹頭臺地、白元畈臺地、鐘家村臺地和李家山臺地等20處斷續(xù)分布的臺地遺址組成，分布范圍面積約為123萬平方米。臺地平面多呈條狀或不規(guī)則形，面積0.03-17.19萬平方米不等，相對高度約0.6-14.6米，海拔高程4.0-12.0米之間，主要為包括手工業(yè)作坊的居住遺址。

（4）內城墓地

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屬高等級墓地，位于內城西北部，東側與莫角山相鄰。墓地所在臺地，平面略呈橢圓形，東西約200米，南北約150米，面積約為0.02平方公里，相對高度約5-6米，是一處人工特意營建的獨立的高臺墓地。墓葬分布面積約為300平方米。始建于約公元前3000年，沿用至良渚文化晚期。反山墓地目前已發(fā)現11座墓葬，大致按南北兩排分布，等級最高的12號墓在南排居中，等級同樣較高的20號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級較低的15號墓和18號墓分布于墓地西北角，顯示出一定的布局規(guī)范。反山墓地的墓坑單體面積在4.4-8平方米之間，墓向大都為南略偏西，均為豎穴土坑墓，使用葬具。出土物包括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珍貴文物1200余件（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種類豐富，制作精良，許多雕刻有精細的紋飾。反山墓地出土隨葬品數量之多、規(guī)格之高、制作之精，為其他良渚文化遺址所未見，是迄今所見等級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

姜家山墓地。姜家山墓地是一處較高等級墓地，位于依托自然崗地人工堆筑的土臺上，地處內城反山墓地南側，莫角山臺地西側。土臺的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南北長約274米，東西寬約237米，面積約為0.05平方公里，海拔14米，人工堆筑高度約2-5米，高出周圍高度9米。墓葬分布面積約為260平方米。營建時間約為良渚文化中期。目前姜家山墓地經考古發(fā)現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墓葬朝向主要為南向和北向，男性墓均頭朝南，女性墓除7號墓外均頭朝北。姜家山墓地的墓葬皆為豎穴土坑墓。男女墓葬交錯分布，位于南排中央的男性墓葬1號墓是等級最高的墓葬。墓地共出土隨葬品425件（組），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出土物以玉器為主，共363件（組），以單件計582件。墓地中既有高等級墓葬，也有隨葬品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由此推測姜家山屬于一處家族墓地。

（5）鐘家港河道

鐘家港河道南北長約1.2公里，寬約5-75米，是內城重要的人工河道。其南段從鐘家村、李家山兩臺地間穿過。經考古發(fā)掘，發(fā)現河岸邊緣利用草裹泥堆筑駁岸，并采用木樁與竹編、木板護岸等工藝加固護坡。在靠近河岸的兩臺地邊緣，考古發(fā)現了大片紅燒土堆積，以及較多玉料、玉鉆芯、石鉆芯、黑石英石片等出土物，在河道內還發(fā)現有大量漆器、陶器、石器、木器坯件，以及魚鉤、動植物遺存和少量人骨標本等出土物，說明此段河岸臺地除了居址外，可能存在專門制作漆木器和玉石器的手工業(yè)作坊，從而揭示了內城普通居民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業(yè)生產者，表明良渚古城遺址已有專業(yè)的社會分工，甚至在玉器制作中出現了更加專門化、復雜化的分工。在鐘家港河道中段，靠近莫角山東坡的河道堆積中，出土有大型木構件，其功能與性質尚在研究中。

3.外城遺址

位于內城外圍北、東、南以及西南方，遺存面積約為3.51平方公里，由17處斷續(xù)分布的臺地遺址組成，以內城東北的前山和西南的鳳山一帶分布最為密集。臺地平面多呈條形或不規(guī)則形，面積約為0.41－21.44萬平方米不等，相對高度約0.1－4.9米，海拔高程3.1－9.2米之間。已探明外城遺址的臺地主要包括墓地、生活居住址、手工作坊址等功能的聚落遺址，年代主要為良渚文化中晚期。

（1）美人地臺地聚落遺址

美人地臺地聚落遺址位于東城墻東北部130余米處，呈東西向長條形，長270米，寬30－60米，相對高度1－2米，海拔高程4.9－5.4米，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是一處夾河而居的聚落遺址——居民住在人工營建的長壟狀臺地上，兩旁為河道，護岸木板是河道的護岸。臺地的堆筑方式為下層采用青灰色淤泥，其上鋪墊較致密的黃色土為居住面。

良渚先民居住在臺地上，臺地旁為河道，形成夾河而居的聚落形態(tài)。在靠近河道的臺地邊緣，考古發(fā)現有一排護岸木板遺跡，寬約0.2－0.3米、厚約0.08－0.13米，殘高約1.7米。木板下部有墊木，墊木下隔一定距離輔有橫向枕木，墊木和枕木均為方木。木板表面加工規(guī)整，部分留有石錛加工的痕跡。在豎立的木板上部和底部方形枕木端頭，發(fā)現有4個穿孔（又稱“牛鼻孔”）。這處遺址的發(fā)掘揭示了良渚先民臨河而居的生活模式。

（2）卞家山臺地聚落遺址

卞家山臺地聚落遺址位于城址外城南緣，北距南城垣近400米，遺址所在的臺地部分呈東西向長條形，長約1345米。通過卞家山臺地西部的局部考古發(fā)掘，可知發(fā)掘區(qū)域北部為良渚中期到晚期的墓地，南部為良渚晚期的生活居址。在南部居址考古發(fā)現了140個木樁，分三排沿河岸有序排列，另一排木樁徑直向水面伸展，是碼頭遺址的木樁基礎，與此同時還發(fā)現有木槳多支，由此確認這是一處帶有水岸碼頭的臨水而居的聚落遺址。

（3）外城墓地

文家山墓地。文家山墓地是一處中等級墓地，位于內城外鳳山臺地群中，距西城垣南端約470余米，墓地所在臺地東西長約190米、南北寬約130米，面積約為0.015平方公里，海拔7米，高出周圍農田1-4米。營建于約公元前2600年，使用至約公元前2300年廢棄。根據目前考古發(fā)掘成果，文家山墓地包括18座墓葬。皆為豎穴土坑墓，多數墓坑長2-3米，寬0.6-1.2米，年代越早墓坑保存越深。墓向以朝南為主，其中只有三座墓向朝北。墓葬整體上沒有明確的排列順序，墓葬之間存在打破關系。但通過考古學分析，可以判斷同一時期內的墓葬基本分為南北兩排排列。文家山墓地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隨葬品近400件（組）。依據隨葬品數量和質量，墓葬可分大、中、小三個層次。大型墓僅1號墓一座，隨葬品共106件；中型墓有16號墓和13號墓兩座，隨葬品均有20多件；其他皆為小型墓，隨葬品在2-18件之間。文家山墓地是一處延續(xù)時間較長的良渚文化墓地，不同等級的墓葬同處一個墓地表明這是一處家族墓地。

卞家山墓地。卞家山墓地是一處低等級墓地，位于卞家山聚落址的臺地西部，營建時間約為公元前2850年，使用至約公元前2600年廢棄。卞家山遺址是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聚落址，位于人工臺地上。考古發(fā)掘區(qū)內屬于其中一小部分，共發(fā)現墓葬66座、房址1處、灰坑5個、灰溝3條、木構碼頭遺跡1處。墓葬位于發(fā)掘區(qū)北部約500平方米的范圍內，并無明顯的排列規(guī)律，并存在疊壓打破關系，其他部分零散有墓葬分布。卞家山墓地的墓葬體量相差懸殊，其中成人墓葬一般長1.8-2.75米，寬0.5-0.95米，兒童墓葬長0.85-1.6米，寬0.35-0.55米；墓葬殘深0.1-0.84米。墓葬形制為豎穴土坑墓，其中有30座墓向朝南，34座墓向朝北，2座墓向朝東。卞家山墓地的墓向體現了性別特征，其中墓向朝北的墓葬為女性墓葬，墓向朝南的墓葬為男性墓葬。隨葬品共出土有462件，墓葬單體的隨葬品差別不大，平均每墓10件以下，最多的45號墓也僅16件。出土物包括陶、石、玉、骨角、漆木、竹編等材質，其中陶器最多，玉器次之，石器偏少。陶器以鼎、豆、罐、盆為基本組合，另有杯、壺、紡輪等。玉器有玉冠狀飾、鐲、璜、墜、錐形飾、管、珠等。石器以鉞為主，偶見鏃、刀、錛。卞家山墓地墓葬的出土物體現出了明顯的性別特征：石鉞和陶紡輪不共出，其中石鉞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紡輪則出土于女性墓葬。

4.古河道

城址的古河道除長命港河道為自然河道外，其余均為順應地勢人工開鑿或利用自然河道進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墻流通、或貫穿于臺地之間，形成了溝通城址內外的河網系統(tǒng)，從良渚文化中期到晚期均有使用。良渚先民挖掘河道時，將挖起的淤泥用于鋪墊城墻底部，還用于制作草裹泥堆筑駁岸。

古河道以東西向的長命港河道、河池頭——葛家村河道和南北向的鐘家港河道，組成了城址“工”字形主河道，又與東內城河、南內城河、西內城河，以及內城北城墻外的雉山港、西城墻外的鳳山港——葡萄畈河道、城址東側的前山港河道相互交織，通過八個水城門連通內、外城。河道一般寬10-50米，深度一般2-4米，河底距現地表深2.4-5米，總長度約32.6公里。

另外，在莫角山、皇墳山、桑樹頭等臺地之間，推測通過河道引水曾形成一片水域、環(huán)繞池中寺臺地，推測用作防鼠等糧倉的安全手法。

（二）瑤山遺址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