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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山遺址是良渚古城遺址年代較早的遺跡，是良渚古城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包括一處祭壇和一組高等級的墓地，兩者呈疊加狀態，時間上墓地打破祭壇。瑤山遺址位于城址東北約5公里，依托一座海拔約35米的自然山丘建成，高出周圍農田約35米，山頂平面呈不規則形狀，遺存占地面積約為0.043平方公里，目前考古已發現的墓地分布面積約為300平方米。據考古研究，營建時間約為公元前3300年，即良渚文化早期。

1.瑤山祭壇

瑤山祭壇是先于瑤山墓地和城址建造的重要祭祀遺址，利用了山丘頂部的自然地勢建造，基本為正南北方向，主體呈覆斗狀，頂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四周原應包有石坎。

祭壇第一重為紅色土臺，東邊長7.6米，北邊長5.9米，西邊長7.7米，南邊殘長6.2米，海拔高度34.80米，為祭壇的制高點；第二重土為灰色土，圍繞在紅色土層周圍，形成“回”字形，寬1.70-2.10米，深約0.65-0.85米；第三重土層為黃褐色斑土，臺面散見大小不一的礫石，考古推測原來可能鋪有礫石臺面。

在礫石黃土臺的西、北邊緣，各有一道由礫石疊砌而成的石坎，由3層逐級縮小的石砌階臺抬升，呈斜坡狀分布。其中西側石坎頂端殘長11.30米，北側石坎頂端殘長10.60米，轉角處垂直高度0.90米，頂端海拔34.30米，略低于“紅土臺”的臺面。

由于這一遺跡形態規則、結構奇特，地面無房屋遺跡，據考古研究后被推測為舉行祭祀活動的祭壇。

除了對山頂祭壇的建設外，良渚人對整個瑤山的山形也有大規模的整修。瑤山西、北、南三面山坡較陡，而東部山體平緩，經考古發掘，西、北、南三面各發現1至6條斷續不相銜接的石坎，從山頂向下，每級相差約2米。根據考古研究推測，這些石坎的功能可能是對依托山形修整出的可供進行祭祀活動的平臺邊緣進行加固，同時兼具鞏固山體水土，以防山形損毀對頂部祭壇造成破壞的作用。

2.瑤山貴族墓地

墓葬的埋葬時間晚于祭壇，打破原有的祭壇壇體南部，分南、北兩排埋葬，其中南排7座、北排6座，均以位置居中的墓葬等級為最高，如南排的7號墓與北排居中的11號墓等級最高。瑤山墓地的墓葬排列規律在良渚古城遺址的墓地中最為明顯。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單體面積在2-8.8平方米的范圍內，墓向都為南向。

出土隨葬品包括玉器、陶器、石器等，共754件（組），其中玉器共出土678件（組）。出土物與墓主人性別存在很強的關聯性。經考古發掘出土的玉鉞、三叉形器、成組的錐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圓牌形串飾、玉紡輪等，則僅見于北排墓中。由此推斷，南排墓主人可能是男性，北排墓主人則可能是女性。

分等級墓地是見證良渚古城時期社會存在明顯階層分化的主要物證。主要由5片分布在不同地塊的墓地組成。其中：瑤山墓地分布于瑤山遺址區，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都分布于城址區。

比較這5處墓地的分布位置，可以看出不同等級的墓地除了在墓葬的規格、出土物和排列方式等方面有明顯差異，在墓地的選址方面也呈現出明顯區別：除瑤山墓地屬于利用祭壇的高亢選址之外，城址區內的4處墓地揭示出一個現象：墓地等級越高，在選址上就更為講求地形的高爽，以及離內城、甚至宮殿區越近，并擁有獨立的地塊邊界；墓地等級越低，則離內城越遠、基本分布于外城，在地勢和墓地邊界上均無明顯設計，幾乎與聚落直接相鄰。

（三）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

1.谷口高壩區

谷口高壩屬于良渚古城遺址的外圍水利系統，位于城址西北約11公里處，沿東西向分布于山體間的兩座谷口中。該遺址尚處于持續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目前共發現6座水壩遺址，東西相距約2.3公里，可分為東、西兩組：東組包括崗公嶺、老虎嶺、周家畈等遺址；西組包括秋塢、石塢、蜜蜂壟等遺址。遺址總面積約為0.076平方公里，各壩體現存最長處約100米至200余米不等、最寬處60余米至160余米不等，橫截面略呈梯形。各壩體壩頂現存相對高度約1.4-15米、海拔高程約25-40米。據碳14測年結果，谷口高壩約修建于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3000年，約連續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屬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經考古研究，崗公嶺、老虎嶺、周家畈等遺址可形成庫容1309萬立方米（壩前水位29米），庫區面積可達2.62平方公里，上溯3公里，匯水面積5.98平方公里；秋塢、石塢、蜜蜂壟等遺址可形成庫容34萬立方米（壩前水位39米），庫區面積可達0.28平方公里，匯水面積0.91平方公里。

谷口高壩各遺址在結構、工藝上有所不同。壩體基礎的處理方式可分為“溝槽換填防滲”[ 溝槽換填防滲 ：在壩體底部開一與壩體方向一致的條形基槽，內填黃褐色黏土，或填堆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以增加抗滲性。]和“鋪筑草裹泥與青膏泥”[ 鋪筑草裹泥與青膏泥：直接在谷口地面上鋪筑青膏泥，局部堆筑草裹泥作為壩體基礎。]兩種，前者如蜜蜂壟遺址，后者如老虎嶺遺址。壩體的結構與工藝，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黃土的結構，老虎嶺、崗公嶺、秋塢等遺址在壩體的關鍵位置還采用了草裹泥[ 草裹泥工藝：由植物莖桿包裹泥土，再用植物條帶綁扎固定的塊狀堆筑材料。良渚先民主要在秋冬季節利用沼澤地的資源，就地取材，在沼澤地上取土，然后用沼澤地上的茅荻包裹土塊，并用竹條進行綁扎固定。秋冬季節沼澤地的水位下降，利于操作，并且沼澤地上有豐富的草裹泥所需的材料。良渚先民這樣的選擇，充分體現了他們對水位的季節變化和植物材料特性等現象的認識和利用能力，特別是草裹泥的工藝方式可以預制、方便運輸和壘筑，有助于分工協作，提高施工效率。]堆筑的方式，可增加壩體的強度，不易崩塌。

2.平原低壩區

平原低壩屬于良渚古城遺址的外圍水利系統，位于谷口高壩南約3.5公里的平原孤丘之間。該遺址尚處于持續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目前共發現4座水壩遺址，東西相距約2.4公里，連接了栲栳山以西的連續孤丘，包括梧桐弄、官山、鯉魚山、獅子山等遺址。各壩體長度依孤丘間距而不同，最長處140余米至400余米之間，最寬處80余米至140余米不等，橫截面略呈梯形。各壩體壩頂現存相對高度約6米、海拔高程約10米，遺址面積約為0.1112平方公里。據碳14測年結果，平原低壩約修建于公元前2950年-公元前2850年，略晚于谷口高壩，約連續使用至公元前2600年，屬于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平原低壩和山前長堤可形成庫容3292萬立方米（壩前水位9米），庫區面積10.39平方公里，匯水面積15.12平方公里。

平原低壩各遺址在結構、工藝上與谷口高壩相似。壩體基礎的處理方式為“溝槽換填防滲”，如鯉魚山遺址。壩體的結構與工藝，基本采用青淤泥堆筑、外部包裹以黃土的結構，梧桐弄、獅子山等遺址在壩體的關鍵位置也采用了草裹泥堆筑的方式。

3.山前長堤區

山前長堤又稱塘山遺址，屬于良渚古城遺址的外圍水利系統，位于城址以北約2公里的大遮山山前，北距山腳約100-200米，東起盧村，向西至毛元嶺后折向南至小港沿，總體呈東西走向的曲尺形，現存全長約5公里，寬20-50米，壩體橫截面約呈梯形。壩頂相對高度2-7米、海拔約12-20米，遺址面積約為0.6384平方公里，是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中最大的單體遺存。

塘山遺址從東至西可分為三段：東段為接近直線走向的單壩結構，東西長約1公里，其西側有一條由大遮山向南延伸的分水嶺。分水嶺以西屬中段，為南北雙層堤壩結構，東西長約2公里。北壩為多段曲尺形，壩頂海拔高程約15-20米，其西端向北轉折，與山體相接。南壩壩頂海拔約12-15米，略低于北壩，雙壩之間的低洼處海拔約7-8米。南壩走向與北壩保持平行并同步轉折，雙壩間距約20-30米，雙壩之間不連通，形成多段水柜。雙壩之西屬西段，為曲尺形單壩結構，與雙壩的南壩相連并最終向南折至毛元嶺，并通過毛元嶺往南延伸的自然崗地跟平原低壩系統東部的自然壩體部分連接成一體。

塘山遺址的基礎采用底部鋪墊石塊的做法，在鋪石基礎上以黃土堆筑壩體，其結構和工藝與城址內城城墻一致。

4.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的特點

在良渚古城西北方向2-11公里處發現的塘山等10余處良渚人工堆筑遺址，是具有攔蓄水功能的堤壩，各堤壩組合構成了上、下兩級水庫。其中，崗公嶺、老虎嶺、周家畈，石塢、秋塢和蜜蜂弄等水壩在上游谷口，形成東、西兩個上部水庫；獅子山、鯉魚山、官山、梧桐弄和塘山等水壩在下游，與山體連接形成下部水庫。山體間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功能，從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水利系統，對保障良渚古城和周邊區域的安全及生產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整個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可形成庫區總面積13.29平方公里，總庫容可達4635萬立方米。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的主要特點有以下四方面：

（1）修建時間早。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遺址，也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壩系統之一，改寫了中國和世界的水利發展史。

（2）工程規模巨大。整個水利系統的現存堆筑土方量達288萬方，控制范圍達100多平方公里，與世界同時期的水利工程相比規模罕見。

（3）具有多種功能。該水利系統具有防洪、蓄水、灌溉、水運等功能，是中國最早的多功能綜合性水利系統。

（4）工程技術符合科學原理。在壩址選擇、地基處理、壩料選材、填筑工藝、結構設計等方面表現出較強的科學性。

5.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的功能

經考古研究，推測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可能具有防洪、運輸等方面的綜合功能，與良渚遺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產與生活關系密切。

（1）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極易形成山洪，對地處下游平原的良渚遺址群形成直接威脅。通過水利系統的高、低兩級水壩，可將大量的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內，以解除洪水威脅。gis分析顯示，高壩大致可以阻擋短期內870mm的連續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區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壩之內是個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據低壩現存的壩高海拔10米推測，則可形成面積達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庫區。同時，在有些水壩部位發現了溢洪道，進一步證實了其具有防洪功能。

（2）運輸功能。天目山系資源豐富，為良渚遺址群提供了豐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動植物資源。良渚文化時期輪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統尚未形成，水運是最便捷的運輸方式。高壩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節性明顯，夏季山洪爆發，冬季則可能斷流，通常不具備行船條件。通過筑壩蓄水形成的庫容，可以形成連接多個山谷的水上交通運輸網。如高壩系統中的崗公嶺、老虎嶺和周家畈三壩，以現存壩頂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計，根據谷底高程推算，滿水時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壩系統中的鯉魚山等4壩群海拔約10米，滿水時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崗公嶺壩下方；東北面可以與塘山長堤渠道貫通。良渚先民在外圍興建防洪水利設施的同時，在城內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連接平原區的自然水域，從而形成復雜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網。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興建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表明他們已經具備全流域的水環境規劃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統工程浩大，僅外圍堤壩的總土方量即達260萬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規劃視野之闊、技術水平之高，動員能力之強令人刮目相看。大規模的水利系統建設，涉及復雜的組織機構、人員管理和社會動員能力，也為認識良渚古國的管理機構和社會復雜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觀察視角。

6.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發現與確認的重要學術價值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的發現與確認，在學術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國水利史通常始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傳說，現存的水利工程遺跡如都江堰、靈渠、白渠等均早不過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統的確認，為中國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與埃及和兩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統形成鮮明對照，體現了東西方稻作文明和麥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2）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的確認證實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結構，由內而外依次為宮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圍水利系統，成為中國后來都城結構的濫觴。整個都城系統歷經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見，這為中國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3）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在中國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現，都與治水活動密切相關。良渚古城是中國境內最早進入國家形態的地點，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而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和良渚古城城址區在空間和時間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對研究良渚古國的出現和發展乃至中國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四）良渚古城遺址的出土器物

良渚古城遺址出土物包括玉器、陶器、漆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這些器物以不同器型、紋飾的組合，不同的數量，及其保存的生產技術信息，成為良渚文化時期工藝技術、社會文化和生業方式的重要見證。

1.玉器

良渚遺址出土玉器7000余件，主要作為隨葬品出土于分等級墓地中。出土玉器主要器形包括：玉琮、玉鉞、玉璧、三叉形器、錐形器、半圓形飾、玉璜、冠狀飾、柱形器，以及玉鐲、圓雕玉鳥、玉織具、玉紡輪等。玉器的材質以透閃石和陽起石為主。一些玉器刻有紋飾，以神人獸面紋為主，也有鳥紋、龍首紋等。玉器是良渚遺址最突出的物質成就之一，在數量、體量、種類以及工藝上反映了良渚文化高超的藝術成就。

2.漆器

良渚遺址共出土漆器41件，主要為杯、圓形器等生活用品，出土于反山、瑤山、文家山和卞家山墓地以及文化層等。其中瑤山遺址出土的嵌玉漆杯是目前我國已知最早的玉漆鑲嵌標本。

良渚漆器的制作工藝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發展，胎與漆的結合更加完美。漆有兩種材質特點，一種是紅色的朱砂涂抹，在陶器的表面形成無光澤感的紅色；另一種是有光澤感的皮狀紅漆。木胎漆器有純紅色裝飾，在紅色底子上畫黑彩圖案，在紅色圖案中鑲嵌玉片等裝飾手法。

3.陶器

陶器普遍出土于各等級的墓葬遺址、居址（含手工作坊）臺地及古河道中。陶器既是一種常見的生活器皿，也是一種普遍的隨葬品。出土陶器器型種類豐富，有鼎、豆、盤、壺、罐、過濾器等。按照陶質和陶色分為紅陶、灰陶和黑陶，并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

黑陶表面一般采用打磨滲漿或者刷漿的方式，形成光亮的皮層，呈現鉛亮色。到良渚文化晚期，黑陶上開始出現一些細刻紋飾。刻紋的內容包括神人獸面紋、變體鳥紋、變體龍紋等。這種微細的雕刻方式應該是受到良渚玉器施紋形式的影響。

陶器的制作工藝除了泥條盤筑、慢輪修整的古老技術外，快輪拉坯的技術已普遍使用。

4.石器

良渚遺址出土的石器包括隨葬石器和實用石器兩種類型。隨葬禮器以石鉞最為常見，它與玉器、漆器等一起，共同見證了墓葬等級和社會分級的存在。

實用石器包括斧、錛、鑿、耘田器、帶把刀、雙孔刀、鐮、破土器、紡輪、石鏃、黑石英片、研磨器、等等。紡輪的出現，見證了紡織手工業的發展。黑石英片、研磨器是玉器加工的重要工具，是玉器加工工藝的重要見證。

三、良渚遺址的發展演變和良渚文化的傳播

良渚古國存在了近1000年，她有過幾代國王？良渚先民來自哪里？良渚古國是怎樣消失的？良渚先民又去了哪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我們理解良渚古國和良渚文化的密碼和鑰匙。雖然良渚文化消失了，但是她所擁有的獨特文化元素已經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進程中，對后世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良渚遺址的年代分期

依據現有的碳14測年數據分析[ 秦嶺：《良渚遺址（古城）的形成——年代學初步研究》，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1月版，第364-377頁。]，良渚遺址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之間，至公元前2100年前基本廢棄。

根據目前的研究，良渚遺址的興衰約可分為下列4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3100年（早期）：以大雄山為中心、在較大范圍內有良渚先民活動，出現了高等級墓地。相關遺存主要分布在瑤山遺址區。

第二階段約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850年（中期）：在該階段，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850年為良渚遺址形成的高峰期：外圍水利系統、莫角山及其周邊臺地、鐘家港水系以及周邊高地（含外城居址）、反山等高等級貴族墓地的建造興起。

第三階段約為公元前2850年-公元前2600年（晚期早段）：莫角山臺地周圍的卞家山臺地、美人地臺地開始形成高地居址點；以鐘家港為代表的古水道及水壩系統均被繼續使用；高等級墓地仍在繼續營建使用。相關遺存主要分布區與前一階段相同。

第四階段約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300年（晚期晚段）：良渚古城遺址城墻及周邊高地（如美人地）等，被作為居址點繼續使用，水壩系統可能已被廢棄。相關遺存主要分布于城址區。

至良渚文化之后的錢山漾文化時期，良渚遺址的局部遺存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約范圍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100年之間。之后，良渚遺址留存至今。

（二）良渚先民的部落淵源

良渚文化的主角——良渚先民，屬于什么部族，是土著還是遷入的？目前，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

說法一：良渚先民可能來源于傳說中的蚩尤部落。傳說蚩尤部落中有一支首領叫九黎的部族，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們信奉鳥、獸，把它們當作祖先，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秘圖案中也有鳥、獸的形象。因而，良渚先民可能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說法二：良渚先民可能是古越族的后代。有人認為，距今10萬至2萬年間，浙江境內的寧紹平原是越族人發展的一個基地。到距今1.5萬年左右，寧紹平原自然環境惡化，迫使越族人幾次大規模遷徙。在距今1萬年以后的一次遷徙中，有一支越過了錢塘江，進入了今浙西和蘇南的丘陵地帶，從此，在這里生息繁衍，逐漸創造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先民的祖先可能是越族人。

由于這些說法的證據都較單薄，缺少足夠的說服力，故目前還沒有哪一種說法得到考古學界和史學界多數學者的認可。

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它們不僅文化上一脈相承，而且根據dna檢測，人種也沒有變化。很明顯，良渚先民是太湖流域土生土長的原住民。

（三）良渚文化的消失及良渚先民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勞的雙手、智慧的頭腦創造了輝煌。然而，這支相當發達的古文化，在經歷了千年的發展后，突然神秘地“失蹤”了，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千古之謎。為此，人們多方收集資料和證據，希望能解開這個謎團。

說法一：可能是海侵摧毀了良渚文明。良渚文化晚期，氣候變暖，冰川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數高地和丘陵外，全部陷入汪洋之中。這次海侵對于良渚文化來說是毀滅性的，經歷了千余年發展起來的良渚文化毀于一旦。

說法二：可能是海嘯引起的洪澇災害擊敗了良渚先民。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區氣候由寒冷變得溫暖濕潤，年降水量明顯增多，加之當時可能發生了海嘯等重大自然災害，導致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內陸的水宣泄不暢，勢必會造成江河水漲、洪水泛濫。特大洪水災難延續了若干年，良渚先民只有背井離鄉，被迫大規模地舉族遷徙。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突然消失。

說法三：可能是戰爭導致了良渚社會的衰竭。良渚文化時期，為爭奪土地、人口、財富，各個部落、古國之間戰爭頻繁。良渚部族本來是最發達、最強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貴族首領的日漸奢靡，普遍追求生活享樂，非生產性的勞動支出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社會基層越來越不堪重負，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內憂外患，良渚文化最終走向了消亡。

說法四：良渚文化可能并沒有消失。它與來自中原與南方的文化逐漸融合，發展為馬橋文化，并成為吳越文化的基礎。

（四）良渚文明的擴散及影響

我們的祖先對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文化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良渚文化玉器以其巨大的文化輻射力，對周邊文化產生了極為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創的玉器器型，其他地區出土的玉琮都是受良渚文化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產物。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一時間段中，已知玉琮的出土范圍北抵陜西、山西，南達廣東，西北至甘肅、青海地區，涉及范圍可達半個中國。

近年來，長江以北陸續發現良渚文化遺存。良渚文化沿著這條路線進入北方大汶口文化分布區。2015年，在江蘇興化、東臺兩市交界處發現了蔣莊良渚文化遺址。蔣莊遺址是在長江以北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蔣莊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長江以北地區首次發現的隨葬琮、璧等玉質禮器的高等級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學術界認為良渚文化分布北不過長江的傳統觀點，為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與良渚社會提供了新資料，填補了長江以北地區良渚文化考古發現的空白。同時，蔣莊遺址地處長江以北水網密布地區，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遠離良渚文化核心區。該遺址的發掘對于構建江淮東部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良渚文化與北方大汶口文化的關系都具有重要意義。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玉琮、玉錐形器、玉梳背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器器型，體現出良渚文化的影響力。

廣東曲江石峽遺址等地出土了大量良渚文化風格的玉琮、玉錐形器等，而江西發現的琮，則向我們指明了良渚文化向廣東傳播的路線。

良渚文化向西的傳播是沿長江而上的，湖北黃梅出土的石鉞、雙鼻壺和玉錐形器等都與良渚文化相似。成都金沙遺址一共發掘出土了26件玉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十節玉琮，高約22厘米，青玉質地，形制精美，紋飾奇特，雕工極其精細，四面共有多達40個神面紋。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件長琮，整體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玉琮非常接近。

正是通過太湖流域周邊其他文化的秉承、傳遞和發揚光大，良渚文化的許多文化因素，特別是以琮、璧、鉞為代表的玉器，才得以融匯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文化系統之中，并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