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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在馬新貽遇刺前離開十分可疑。王家璧為此再次上奏說：“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矯飾傾險小人，江南大小官員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獨指該撫之子，難保盡出無因。或其子妄為而該撫不知，抑或與知而乘其駛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難懸揣。”一針見血地指出丁日昌趕赴天津是有意要避開嫌疑。

盡管丁日昌有種種證據，可以證實他確實因公事才離開兩江，并非刻意制造不在刺殺馬新貽現場的證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語滿天飛，丁日昌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尤其是他到達天津后，奴相畢露，更加明目張膽地賣國求榮，比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被人稱為“丁鬼子”。天津人還四處張貼告示，揭露他在江蘇巡撫位上種種貪污丑行。

丁日昌看到時論的發展對他極為不利，急忙離開天津，火速趕回蘇州。回去后也是如坐針氈，見到曾國藩始終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實在按捺不住，上奏請求朝廷敦促兩江總督曾國藩盡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軍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國藩的幕府和親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國藩來江寧主持刺馬案，局面會對自己更加有利。不過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國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憂嘆的時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廣東老家丁母憂。朝廷下諭旨免去丁日昌江蘇巡撫之職，調漕運總督張之萬任江蘇巡撫。此時，曾國藩正在回任兩江總督的路上。

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馬主謀尚待商榷外，其他均為真事，順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討論的說法，看起來較為可信。尤其曾國藩先是推辭兩江總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遲遲不到江寧，態度之曖昧，實在令人起疑。由此一來，“督撫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霧。

又有傳聞說，在馬新貽被刺前幾天，江寧府衙門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還蓋著大印，不過印文模糊，看不出來是哪個衙門所發。把門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門房。門上接收后先登記在冊，再送進位于內署的簽押房——這里是馬新貽日常辦公的處所。馬新貽打開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張紙，上面別無一字，只畫了一匹死馬。他醒悟過來后，立即派人趕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來人卻已經不知去向。

日復一日，刺馬案的頭緒也越來越多，盤根錯節，牽涉太廣。僅以上五種傳聞，就牽扯上了回王、湘軍、天地會、洋教士、陳國瑞、醇親王以及丁日昌。

從曾國藩的角度看來，五種版本中，“漁色負友”說和“私通回匪”說如果是真的，將有損馬新貽聲譽，朝廷和馬家人都不會滿意，因此無須追查；如果是假的，當然更加不必追查。“為天地會復仇”說牽扯到了湘軍，他也絕對不會追查。“洋教”說牽扯到洋教士和醇親王，情節更是復雜，諱莫如深；他曾國藩一生就敗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親王不僅是皇叔，還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當然更加動不得。至于“督撫不和”說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馬主謀，那丁日昌為什么要在刺馬前一天趕到天津？他曾國藩不是有極重的同謀嫌疑么？所以，此說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結，只會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思來想去，曾國藩覺得還是之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最為妥當。在經過深思熟慮后，他決定不再追查，仍照張之萬、魁玉奏報所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上奏。

柒、結案

關于刺馬一案，張之萬、魁玉、曾國藩、鄭敦謹四位大員反復公開強調說：“毫無確供。”既然沒有準確的口供，為什么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給張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大加訓斥，十分不滿，等看到曾國藩幾乎相同的奏結后，她終于明白了，刺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這口氣必須得咽下去。她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以及稀里糊涂的審案結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終于發出了諭旨，正式肯定曾國藩、鄭敦謹的奏結，以“張文祥潛通海盜圖謀報復”定案。這份漏洞百出的奏結最終成為官方認可的定讞，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奉旨監斬，在江寧小營刑場將張文祥凌遲處死，并摘心致祭。馬新貽四弟馬新祐為了增加張文祥的痛苦，特命劊子手用鉤子鉤肉，鉤一下割一下，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才割完。在殘酷的處刑過程中，張文祥始終未出一言，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他的名字卻在史籍中被刻意改為“張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盜的身份，有蔑視他的意思。

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人。張文祥的兒子張長福時年十二歲，也受到牽連，被閹割后發往新疆為奴。其女張寶珍、張秀珍因許嫁已定，并不知情，各歸本夫。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因疏于防護，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調用。把總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職罪名被斥革。

馬新貽被運回山東菏澤老家安葬。對于他的身后事，朝廷也極盡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謚“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賢良祠，以總督陣亡例議恤；在江寧、安慶、杭州、海塘、菏澤等地為其建造專祠，春秋官為之致祭。其子馬毓楨加恩賞給主事，分刑部學習行走。如此生榮死哀，實為晚清督撫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無論如何，隨著馬毓楨扶柩離開，馬氏在兩江再沒有任何勢力。

隨后，曾國藩具折奏請為已故督臣馬新貽于本籍建祠，奏折中稱贊馬新貽“家世謹厚，矜式鄉閭。生平踐履篤實，亦自卓然可傳”。曾國藩為人謹慎，從不輕易褒貶人，對一個從來就沒喜歡過的人，突然出這番贊語，實在叫人起疑。因為他和他的湘軍是刺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懷疑是刺殺馬新貽的主謀。

空前絕后、轟動一時的刺馬案以張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議論紛紛，均說刺馬一案必定別有隱情，不能公宣于眾。從始至終參加會審的孫衣言為馬新貽寫了一篇神道碑銘，里面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責結案太過草率，背后隱情尚未查清。

孫衣言碑銘一出，輿論大嘩。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后，此刻也無力回天。審案已經長達八個月之久，前后介入審訊的官員多達五十余位，依舊是最初模棱兩可的結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實在難以預料。只有息事寧人，才是最好的選擇。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書鄭敦謹的行為。他在張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經決意離開江寧，明顯表示出對定讞結果的不滿。曾國藩贈送他二百兩白銀作為路費，以曾之為人，這已經是很慷慨了，還特意聲明這銀子出自廉薪。不料鄭敦謹一點都不念舊情，分文不取，銀子全部退回。倒是隨行的兩名郎中伊勒通阿、顏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兩銀子。鄭敦謹離開江寧之時，曾國藩率眾地方官員到江邊相送。從來喜怒不形于色的鄭敦謹一改常態，憤然登船，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只留給江寧人一個蕭然而蒼涼的背影。

離開江寧后，鄭敦謹的心緒并非就此平復下來，心頭百般復雜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慚愧，又是不甘。他到達清江浦后，會見了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便刻意停留了幾日。不久，張文祥被凌遲處死的消息傳來。鄭敦謹勃然變色，聲稱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長沙去養病，不能回京，只打發兩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并代他辭官。

鄭敦謹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師交旨要重重治罪。兩名郎中極力勸阻，卻絲毫不得要領。追問鄭敦謹辭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句話，正是當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招致朝野唾罵之時有感而發的話。

當日，鄭敦謹不計后果，堅持坐船回了長沙。他本是帶著雄心壯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來，然而形勢始終比人強，盡管他有“鐵面無私”的美譽，卻最終不得不無奈地屈服在形勢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滿腔憤懣地離去。鄭敦謹歷有名績，《清史稿》對此評論說：“江寧之獄，論者多謂未盡得其情，敦謹未復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歟？”（《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鄭敦謹離開后一度十分惱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沒有回來的，馬新貽是一個，鄭敦謹又是一個，這還像什么話。還是恭親王奕?代為圓場，慈禧太后這才沒有追究鄭敦謹的責任。此后，鄭敦謹始終不再出仕為官，孤燈衾影中，只剩下綿綿不盡的自慚與嘆息，直至最后終老于鄉里。

鄭敦謹的兩個隨員回到北京后，結局也令人困惑。滿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鄉，“給全俸”頤養余年；漢郎中顏士璋則被外放到蘭州做替補知府，不久即回籍賦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