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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六日，法國兵船進入天津海河。曾國藩聞訊嘔吐大作，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再發上諭，諭令李鴻章即帶軍趕赴京畿駐防，命馬新貽迅速調動長江水師，安排江蘇、上海海口防范事宜。就在馬新貽費盡心思地思考如何從黃翼升手中奪過長江水師的指揮權時，他遇刺了。因此不少人都懷疑黃翼升就是刺馬主謀，不過聯想到黃翼升與曾國藩的關系，沒有人敢把這話說出口——黃翼升如果是刺馬主謀，難道曾國藩會不知道嗎？沒有人敢往深層想。

鄭敦謹恍然大悟后，又是惶恐又是無奈，不敢再深究下去，于是也如同曾國藩一樣，開始做起了表面文章。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看到會審不過是走走過場，將十八名人證點名一次就算審完了，很是不滿，多次要求以酷刑逼問張文祥，都被鄭敦謹婉言拒絕。而在無聊的審訊和官員們的爭辯中，一心要找出真相的孫衣言和袁保慶也精疲力竭了。

正月二十九日，鄭敦謹到達江寧還不到一個月，便與曾國藩聯名上奏，奏結基本上用的是之前張之萬、魁玉的定擬敘述，不過更加詳細，取供、采證、行文更加縝密。所不同的是對張文祥的量刑更加殘酷，除了擬凌遲處死外，又增加了一條“摘心致祭”，并戮其子。

對于這樣照舊糊里糊涂的奏結，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拒絕在上面簽字畫押，以此表示不滿。但鄭敦謹、曾國藩均是飽經世故的人物，手段、謀略遠比孫、袁二人高明，他們索性在奏結中不提孫衣言、袁保慶參加會審一事，這樣根本就無需二人的簽名。

在上奏的同時，鄭敦謹、曾國藩又搶先將供招抄錄分送軍機處、刑部存案，造成定案的既定事實。意思很明白，這是最后定案。在奏章外，曾國藩和鄭敦謹還特意附了一張“片子”，上面寫著：“該犯供詞，尚屬可信。”與之前張之萬、魁玉的用語一模一樣。

至此，距離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已經有八個月時間。

陸、傳聞

刺馬案久審不能結案，刺客供詞閃爍，主審官員含糊其辭，前后審案官員多達五十余人，每次奏結均疑點重重，無法自圓其說。所以一時流言紛紛，各種傳聞迭起，飛短流長，更使得案情撲朔迷離。當年袁世凱年僅十五歲，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參與會審的嗣父袁保慶（本為袁世凱叔父，袁世凱被過繼給他為子）探詢。

關于刺馬案，民間有多種傳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后，竟然也派心腹彭玉麟、趙烈文、吳汝綸等人四下出動，去民間訪得這些傳聞，作為審案的參考。

流傳最廣的傳聞是馬新貽“漁色負友”說。

傳聞說，咸豐年間，張文祥與其友曹二虎、石錦標加入捻軍，張文祥是個頭目。當時馬新貽因合肥縣失守被革去縣令一職。馬新貽急于戴罪立功，率領團練與捻軍交戰。在一次戰斗中，馬新貽兵敗，被張文祥、曹二虎等人活捉。張文祥和曹二虎有意投降清軍，便主動與馬新貽結為兄弟，隨之反正。降軍被編為兩營，因為馬新貽號谷山，稱為山字營，張文祥為營官。山字營隨馬新貽四處作戰，屢立戰功，馬新貽由此不斷升官，一路扶搖直上。

這一版的傳聞多有漏洞，年份、事跡無一與馬新貽年譜和《清史》相符。根據《清史》記載，咸豐三年（1853）馬新貽任合肥知縣，隨欽差大臣袁甲三攻打太平軍，多有戰功，并沒有被革職一說。之后馬新貽率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廬州有功，還升任廬州知府。馬新貽一生中唯一一次被革職是咸豐八年（1858）任安徽按察使時，在廬州被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打敗，但也是革職留任，兩年后即重新復官。

傳聞又說，同治四年（1865），馬新貽升到安徽布政使，已有些看不起張文祥、曹二虎的意思了。曹二虎卻不知情，還將妻子接至馬新貽的官府居住。馬新貽見曹二虎之妻美艷，頓起歹心，設法騙奸。張文祥得知后，告訴了曹二虎。正當二人商議該怎么辦時，馬新貽搶先下手，一邊派曹二虎去壽春鎮領軍火，一邊使人告訴該鎮總兵徐周說曹二虎“通捻”。中軍官拿著令箭當眾逮捕了曹二虎，徐周告知原委后，隨即命人在市集將曹二虎公然斬首示眾。張文祥僥幸逃脫后，發誓為曹二虎報仇。他用精鋼打造了兩把短刀，用毒藥淬過。每天夜深人靜后，疊起三四張牛皮，用短刀去刺，練習刺擊的手勁。起先因為手勁不夠，難以貫穿。之后天天練習，堅持了兩年后，已經可以一刀洞穿五張厚牛皮。張文祥這樣做的用意，是假定馬新貽身穿革甲，也可以一刀致命。自從功夫練成后，張文祥一直暗中跟隨馬新貽，先后到浙江、福建、江寧，最終找到機會殺了他。據說馬新貽看清兇手是張文祥后，說了一聲：“是你啊！”接著便吩咐左右：“不要難為他！”

這種傳聞首尾俱全，枝葉紛披，聽起來煞有介事。令其真實性得到加強的是喬松年的一首詩。喬松年任安徽巡撫時，馬新貽剛好在他手下任安徽布政使。馬新貽遇刺后，喬松年寫詩吟詠，其中有“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之句，顯然是諷刺馬新貽“漁色”。既然馬新貽當時的頂頭上司都說他“漁色”了，民間當然就更加信以為真了。馬新貽死后不久，他的小妾鄭氏在江寧府后院上吊自殺，這小妾便被說成是曹二虎之妻，更成了馬新貽“漁色負友”的佐證。而張文祥一擊得手，精準地刺中要害，表現出職業殺手的素質，也讓張文祥勤練刺牛皮一說更加繪聲繪影，言之鑿鑿。

其實，同治四年馬新貽已經升任浙江巡撫，人根本不在安徽，他在浙江任上做了許多好事，很得當地老百姓的愛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馬新貽借壽春鎮總兵之手殺曹二虎一事也不合常理，真要殺人滅口，秘密通知徐周即可，何須將曹二虎當眾處死？而馬新貽一生頗有清名，并非傳聞中那般無恥好色，他死時跟在身邊的兩名小妾金氏、鄭氏均已經年過四十，跟隨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又哪里來的曹二虎之妻？

而喬松年有意寫詩嘲諷馬新貽的動機也十分可疑。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后，喬松年調任陜西巡撫。不久，馬新貽升閩浙總督、兩江總督，青云直上，喬松年卻因病被免職。昔日的下屬飛黃騰達，而自己卻江河日下，喬松年心中很不好受。此人出身富貴之家，自小養尊處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身上有極濃的紈绔之氣，即使做過巡撫這樣的大官，也不改其本性。恰好刺馬案發生后，迷霧重重，真假難辨，喬松年幸災樂禍，趁機附和“漁色負友”說，寫歪詩泄憤，推波助瀾，也不足為奇。

之前馬新貽被張文祥一刀刺中時，大喊了聲：“找著了！”被好事者解釋為“冤家路狹，終于被找到了”的意思，認定馬新貽與張文祥是舊識，讓“漁色負友”說聽起來更加煞有介事。其實馬新貽是山東人，有濃重的山東口音，他喊的那一句本是：“扎著了！”馬新貽在遺疏中還特意提到自己是被“不識姓名之人”所刺，以他當時命懸一線的狀況，十足可信。

在“漁色負友”版本的傳聞中，張文祥被塑造成忠肝義膽、為友復仇的俠士形象，大有昔日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風度。但如果馬新貽真是富貴背友的話，曾國藩的結案已經多方顧及馬新貽的體面，作為馬新貽親信的孫衣言、袁保慶，應該考慮到馬新貽的名聲重要，立即接受曾國藩的結案才合情合理，為什么二人卻拒絕在奏結上簽字呢？對于馬新貽的個人生活，自小跟隨在他身邊的四弟馬新祐（馬新貽被刺時任河南試用知縣）應該最清楚。如果馬新貽真是帷薄陰私，為了澄清人品，馬新祐應該立即接受審訊官員的結案，以為兄長掩飾。可是即使后來張文祥被凌遲處死后，馬新祐還是覺得兄長疑案未明，并為此而悵恨終生。

種種疑點，只能說明“漁色負友”版本的故事完全是偽造出來的，有太多牽強附會的成分，根本不足采信。

有意思的是，刺馬案發生后不久，江寧的酒樓茶肆開始傳唱《金陵殺馬》的評彈。沒過幾天，上海租界里的丹桂茶園又編排出了《刺馬》一戲，其中馬新貽是一個忘友背主、勾結洋教、出賣朝廷的大壞蛋，而張文祥則是一個俠肝義膽的大英雄。戲上演后轟動一時，朝廷竟然也沒有派人出面干預。當時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也趕來湊熱鬧，出試題的時候，竟然寓其譏諷。

第二種傳聞則是馬新貽“私通回匪”說。

這種說法來源于張文祥本人的供詞。據陳功懋（其祖父陳鏡題曾參與會審張文祥的錄供研訊）在《張文祥刺馬新貽案真相》一文中說：張文祥供稱咸豐七年他為發捻時，馬新貽廬州失守，曾經被其俘獲。但當時他并不知道馬新貽就是廬州知府，因此將馬新貽與隨從時金彪一起釋放。時金彪感激張文祥饒命之恩，曾經暗中告訴他：馬新貽一直暗通甘肅的回民反清武裝。后來張文祥看見馬新貽“私通回匪”，卻還能青云直上，為之不平，決意為朝廷除害，將其刺殺。

［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軍西征部隊進入陜西，各地回民紛紛響應，從此掀開了西北回民大起義的序幕。當時有個伊斯蘭教阿訇名叫任武，曾經參加過咸豐年間的云南回民起義，起義失敗后退回陜西，藏匿在渭南倉渡鎮的清真寺中，時刻準備伺機再起。同治元年（1862）春，陜西團練大臣張芾強迫回民抽拔壯勇，又在華州虐殺回民，激起了公憤。任武感覺到時機來臨，于是率領渭南回民揭竿而起，一舉殺死張芾，并攻克華州等地，圍攻西安，占領渭河流域。十分可惜的是，這支一度聲勢浩大的回民武裝很快陷入了與漢人民眾的敵對仇殺中，西安、大荔一帶數十縣均卷入其中，死亡人數多達數十萬人，任武的力量也大大被削弱。同治二年（1863）初，清廷任命多隆阿為欽差大臣，西進攻打回民武裝起義，相繼攻陷了回民的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閣村等地，并以“護漢”為借口，大肆屠殺回民，史家河一帶六十里之內盡成白地，渺無人煙。任武遭受巨創后，率部退往甘肅一帶。此后，甘肅、寧夏、青海廣大地區的回民也紛紛起義，逐漸形成了四支主要的軍事力量：以馬占鰲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甘肅南部；以馬化龍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寧夏南部；以馬文義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青海東部；以馬文祿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甘肅西部。這其中，以馬化龍部的力量最強，馬化龍也因此成為整個西北回民起義軍的一桿大旗。西北局勢如此動蕩，清廷深感不安。同治七年（1868），清朝廷派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西征。左宗棠經過周密計劃后，沒有直接進攻甘肅回民軍，而是先將矛頭對準了在陜甘交界處活動的董福祥部。董福祥部在重兵圍困下被擊潰，董福祥本人突圍而出，但其父董世有和弟弟董福祿被清軍招降。左宗棠又通過董世有招降了董福祥。從此，董部成為清廷對抗回民軍的急先鋒。清軍的下一個目標是回民軍中勢力最大的馬化龍。馬化龍見清軍勢大，多次請求投降，并改名為馬朝清。同治八年（1869）八月，清提督劉松山率老湘軍到馬五寨受降，被回軍中反對投降者開槍打死。回軍乘勢反攻，清軍大敗。左宗棠認為馬化龍“陽雖就撫，陰實助逆”，主張“痛剿以服其心”，此后加強了對馬化龍部的進攻，由劉松山之侄劉錦棠繼統老湘軍力攻馬化龍基地中心金積堡。同治九年（1870）底，馬化龍再次投降。左宗棠陰謀“先撫后剿”，命令馬化龍召各地回軍至金積堡就撫。結果各地回軍被騙到金積堡后，左宗棠大開殺戒，一人不留，馬化龍也被處死。不久，左宗棠在太子寺擊敗甘肅南部回民軍，并打敗了青海回民軍馬文義部，占領西寧。同治十二年（1873），甘肅西部回民首領馬文祿戰敗，向清軍投降后被殺，清軍占領肅州。至此，堅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義全部失敗。］

此供一出，匪夷所思，驚世駭俗。審訊官員驚愕相視，難以相信。錄供者也停下了筆，不敢記錄。江寧將軍魁玉知道了后，不斷搖頭，連稱“荒唐”。他親自審問張文祥，張文祥只說：“我為天下除了一個通回匪的叛逆，有什么不好？”

被追問得急了，張文祥干脆說：“將軍是主使人。”魁玉問道：“將軍是誰？”張文祥大笑：“就是江寧將軍你呀。”魁玉因此十分難堪。

后來時金彪被官府逮捕，帶來江寧與張文祥對質。時金彪竭力否認張文祥的供詞說：“張文祥誣我說過馬大人勾通回匪的話，我伺候馬大人多年，他家雖是回教，總沒見他與回教人來往。現在官至一品，更不敢遵奉回教，我如何敢昧良心說馬大人通回匪，實在是他誣報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