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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在京師時，剛好趕上他本人的六十大壽。一時間極為熱鬧，同治皇帝親筆御書“勛高柱石”匾額一面、御書福壽字各一，慈禧太后御賜蟒袍、如意等賀禮，榮耀無比；軍機處在法源寺設盛宴為曾國藩祝壽；湖南同鄉則在湖南會館為他祝壽。

觥籌交錯之中，醺醺然之際，曾國藩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幕下賓客如云的日子，回到了昔日從太平天國手中奪回南京的時候——那個時刻，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最輝煌的時刻，寫有“曾”字的旗幟飄揚于大江南北。連一向出言謹慎的他也得意得忘了形，高興地說：“長江兩岸，無一處不張鄙人的旗幟。”

他又想起了那個他為之欣賞又為之惋惜的忠王李秀成。此人確是個人才啊，太平天國中無人能及。據說曾經有不少太平軍將領力勸李秀成自立，取代天王洪秀全，但李秀成勃然大怒，還寫了兩首詩抒發胸臆：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明月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

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

我欲乘風歸去也，卿云橫亙斗牛高。

鼙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

豈知劍氣升騰后，猶是胡塵擾攘秋。

萬里江山多作壘，百年身世獨登樓。

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如此有慷慨氣概的一個人，也算有情有義的英雄人物，可惜偏偏加入了太平軍。當初南京克復，李秀成被俘，曾國荃用刀子割其臂肉、股肉，也未能使其降服。最后還是他曾國藩出面勸說，李秀成這才俯首，并于囚籠中寫下萬言《自述》，對他曾國藩極盡吹捧之能事，那可是令他極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不少人勸他曾國藩自立為帝，于南京城頭易幟，他不是沒有動過心，可當他再一次讀李秀成的《自述》時，他恍然明白了，這也許正是李秀成所期待的——他率湘軍揭竿而起，與清廷對抗。無論誰勝誰負，都是間接給太平天國報了仇呀。

因而，當他的心腹愛將彭玉麟將勸進的書信轉交給他之時，他立即將書信一口吞下，不悅地說：“雪琴（彭玉麟的字）如此試我，其心可誅。”最終令他遽然而醒的是李秀成，而并非旁人。“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說得真好啊。

一切都遠去了，李秀成早已經被他殺了，他早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再無能力行非常之事，可朝廷為什么還是對他放心不下呢？這次調他回任兩江總督，是不是朝廷已經懷疑到湘軍的頭上？他的這次回任，到底是禍是福？

曾國藩六十大壽之后，當年十月十五日，曾國藩終于離京起程南下，閏十月二十日才抵達江寧。此時，離馬新貽被刺已經五個月之久。

伍、審案

馬新貽被刺后，金陵城中的大小官員處于極度的恐慌和茫然的憤怒中，這并非他們對馬新貽感情深厚，而是憂懼朝廷怪罪，陷于了神經質的苦惱。

與審訊官員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刺客張文祥相當沉著鎮定。正因為他的態度太過泰然自若，一時間令人懷疑他的來歷。張文祥被當場逮捕后，先被押到江寧府衙門等候審問。江寧將軍魁玉看過馬新貽的傷勢后，隨即開始審問張文祥。張文祥雖然一副桀驁不馴的態度，但開頭也很爽快地回答了魁玉的問題，供稱自己是河南人，對刺殺馬新貽的行為也供認不諱，但對自己的行刺動機卻閃爍其詞，堅不吐實。魁玉便下令將張文祥帶往上元縣（江寧府分上元、江寧兩縣，同城分治）嚴刑訊究。

先后審訊張文祥的，有上元知縣張開祁、江寧知縣蕭某某、臬司梅啟照、理藩司孫衣言等人。據說張文祥供詞出來后，參審官員面面相覷，錄供者停筆不敢記錄。魁玉將初審結果急報朝廷，告知張文祥“直認行刺不諱，而訊其行刺之由，尚屬支離狡詐”。之后的一個多月，魁玉每次奏報都不離“一味閃爍”、“語言顛倒”、“反復屢變”等詞。那么，張文祥“閃爍”的是什么？“顛倒”的是什么？“屢變”的又是什么呢？魁玉對此沒有奏報。而事實則是，有人用酷刑逼張文祥更改口供，而張文祥不肯答應，這才是口供“支離”的真實情況。

這樣的結果，當然不能令朝廷滿意，王公大臣也紛紛議奏。給事中王書瑞上奏說：“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牽掣窒疑之處，應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勿使稍有隱飾。”慈禧太后深以為然，于是立即以五百里加急的上諭發出，命漕運總督張之萬赴江寧會審。此諭剛發，接著又發出密旨，再三叮囑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準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

［漕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采用。它的核心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來調運糧食，稱漕糧，一般是運往京師，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清朝在八大總督之外，專設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管漕糧運輸，河道總督管河道和運河工程，一般由一品大員擔任。］

張之萬是張之洞（后擔任過兩江總督）堂兄，剛好與馬新貽同科，均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而張之萬還是這一榜的狀元。有意思的是，他有個不雅的外號，叫做“磕頭狀元”，因為他每天臨睡前都要下跪、磕頭一百次。據張之萬自己的說法，這樣可以活動腰腿、運行氣血，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集求神保佑和鍛煉身體于一身。此人才干平庸，卻是官場老手，深通黃老之道，遇事從不出頭，議政從不發言，喜怒不形于色，是典型的“不倒翁”，在朝中還有個外號，叫做“伴食”。

馬新貽的案子落到張之萬頭上后，他只憂不喜，大為恐慌。很簡單，這案子如果只是普通的仇殺案，輪不到他張之萬頭上；如果是政治謀殺案，那牽連可就大了，主謀勢必非同小可，敢殺兩江總督，又為何不敢殺他這個漕運總督呢？

張之萬越想越是膽戰心驚，有心推托不去，無奈上諭剛接，密旨又到，圣命實在難違。跟曾國藩一樣，張之萬也是個老江湖，最初采取了一個“拖”字——拖著不去江寧，也許拖著拖著，刺客突然供出了主謀，案情真相大白，就無須他再跑這一趟了。不料江寧將軍魁玉恨不得越早把這個亂攤子交出去越好，不斷行文到清江浦（即淮陰，又稱清河，為大運河樞紐，當時最繁榮的通商大埠之一，與揚州、蘇州、杭州并稱四大名城，今江蘇淮安），催張之萬快去江寧主持審案大局。

［清朝著名大臣吳棠即由清江浦開始發跡。道光末年，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惠徵因敗于太平軍，被革職留任，不久即病故，遺留下妻子和四個子女，其中長女名葉赫那拉蘭兒，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惠徵死后，慈禧一行失去依靠，不得不盤靈回京。孤兒寡母，一路情景凄涼不堪。路過清江浦時，清河縣令吳棠派仆人送奠儀，仆人誤送到慈禧船上。慈禧十分感激，發誓將來必有回報。后來慈禧以秀女身份入宮得幸，并生下咸豐皇帝唯一的兒子（即后來的同治皇帝），更受寵愛。到咸豐十年，慈禧母因子貴，實際地位已經超越皇后，還時常代病中的丈夫咸豐皇帝批閱奏章。也就是在這一年，吳棠得補淮徐道。次年，慈禧垂簾聽政后，立即升吳棠為江寧藩司（布政使），并署理（代理）漕運總督，從普通道員到署理總督，簡直是一步登天。之后的吳棠更加顯赫無比，歷任江蘇巡撫、閩浙總督、四川總督。他從一個小小的清江縣令，因意外做到了封疆大吏，其經歷不可謂不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