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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江寧前，馬新貽曾致信給曾國藩，商議交卸等公事。曾國藩除了按禮節回信外，還給馬新貽送去“巡捕鄭興儀一員，戈什哈四名，聊供驅使”。尚未交接，便送去幾名保鏢，這份見面禮，著實耐人尋味。在這之前，天下人盛傳將來繼任曾國藩兩江總督的人選是其弟曾國荃，就連曾國荃自己也一直認為總督是自己囊中之物。也許曾國藩也如同李鴻章那樣，擔心馬新貽“威望過輕”，湘軍由此憤憤不平，“長江從此多故”？

［曾國藩有一幕僚名邵順國，邵之妹夫名鄭興儀，一向被曾國藩尊稱為“鄭世兄”，似乎私人關系非同一般。未及考證曾國藩所送巡捕即是此人。］

當年九月二十日，馬新貽到達江寧。九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向馬新貽交卸關防印信。這期間，江蘇巡撫丁日昌和湖廣總督李鴻章先后趕到南京，面見曾國藩。曾國藩為此奏請“會商公事，暫緩啟程”。

十一月初四，曾國藩終于乘船離開江寧，據說“金陵士民焚香酌酒以餞送者，填咽街巷”。如此情形，想來馬新貽心中也不是個滋味。

馬新貽到兩江上任后，立即著手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奏請以寬免錢糧來勸墾招領江南荒廢田地，使得編民早得復業。這些措施確實為他贏得了一定民心，他一度很受鼓舞，又提出了“應辦最要者六條”，即：培養民生以籌辦善后；修筑運堤以宣防河務；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恪守條約以辦理洋務。當然，他自己心中最清楚，這六條中，“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三條，其實都是有計劃地針對湘軍的。

為了有效地制衡湘軍，馬新貽還與手中握有淮軍的李鴻章暗中結成了聯盟。當時，湘軍和淮軍的軍餉主要來源于兩江地區，李鴻章為了保留自己的淮軍精銳，主動向馬新貽求助軍餉。馬新貽爽快地答應了，大大增加了淮軍的軍餉，此長彼消，湘軍的軍餉自然被相應的削減。如此一來，不提馬新貽所謂追查太平天國寶藏下落的秘密使命，單是此一項，便是公然得罪了曾國藩和湘軍。軍餉減少涉及最切身的利益，湘軍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無不因此對馬新貽切齒痛恨，甚至包括那些已經退伍的湘軍。湘軍戾氣本重，最終形成了湘軍暗斗馬新貽和淮軍的局面。淮軍尚有舊情可念，馬新貽則是有怨無恩，首當其沖。

然而，盡管馬新貽采取了種種措施來抑制湘軍，但他很快就發現他自己確實是過于樂觀了。湘軍勢力根深蒂固，從軍隊到后勤自成體系，地方割據局面已經形成，別說他馬新貽，就是中央朝廷也絕難撼動。雖然他與李鴻章的淮軍暗中結盟，但依舊不過是以軍餉的利益為紐帶，并非牢不可破。實際上，以李鴻章的性格，馬新貽真要出了事情，第一個跑的準保就是李鴻章自己。換句話說，老謀深算的李鴻章其實也是在利用馬新貽來對付湘軍，只不過他在暗，馬新貽在明而已。

在沒有有力同盟者和支援者的情況下，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兩年多徒勞無功就很正常了。他諸多對付湘軍的手段并無任何成效，唯一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他本人與湘軍——尤其是與湘軍的嫡系和精銳長江水師——嫌隙越來越深。天津教案發生后，曾國藩處理教案不力而身敗名裂——傳說天津教案本身就是朝中有人有意針對曾國藩——湘軍為此憤憤不平，開始在兩江滋事。而天津教案還引發了外交沖突，外國列強以軍艦聚集于天津和煙臺，對清廷進行武力恐嚇。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清廷急令馬新貽調長江水師布防。本來就有心惹是生非的長江水師自然不肯聽從調遣，多有陽奉陰違的事情發生，矛盾和沖突開始表面化了。

所以，不到一個月后，當刺客一刀刺中馬新貽的時候，他感到這是他早已經預料到的結局，才大叫了一聲：“扎著了！”

不過，刀扎中的不僅僅是兩江總督馬新貽，還有慈禧太后的心痛之處，以及清王朝風雨飄搖的時局。馬新貽遇刺后，舉國側目，疆臣人人自危，朝野為之震蕩。

肆、各方反應

馬新貽遇刺后，江寧將軍魁玉用六百里飛驛緊急馳奏朝廷。奏折送到北京后，十五歲的同治皇帝看了大驚失色，深感駭異，將這一事件比喻為“武元衡盜起身旁”。

［武元衡，字伯蒼。緱氏（今河南偃師東南）人。武則天曾侄孫，清雅俊逸如鶴，有唐朝第一美男之稱。曾任西川節度使，與名妓薛濤交好。薛濤所得“女校書”的稱號，就是他向朝廷奏請所得。唐憲宗時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鎮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早朝時，為藩鎮派遣的刺客暗殺，號稱“唐朝第一驚天大案”。］

次日，清廷連發了四道諭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懲辦；第二，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暫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撫英翰加強長江防務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飭司道各官，設法熬審，務將因何行刺緣由及有無主使之人一一審出，據實奏聞。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在設立軍機處的同時，還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與“明發”相對應。所謂“明發”，是指皇帝的諭旨由軍機處代起草后，先經過內閣，次及于部院，層層下發，無須保密，稱為“明發”。而對于需要保密的諭旨，則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本處密封后，直接交給兵部捷報處，用寄信的形式發出，直達收件人，稱為“廷寄”（又稱“寄信”）。“廷寄”的內容一般均為機密要事，下發時，根據緩急程度，分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幾種。凡給經略大將軍、欽差大臣、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領隊大臣、總督、巡撫、學政的叫“軍機大臣字寄”，凡給鹽政、關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軍機大臣傳諭”。字寄、傳諭封口處蓋有軍機處的印信，封函的表面均注明“某處某官開拆”，只許受命者本人拆閱，不許別人代拆。“廷寄”制度的建立，減少了很多中間環節，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聯系，大大加快了辦事速度；同時，也使得皇帝擺脫了內閣的約束，使皇帝的意志可以毫無阻礙地直達地方。］

因一件事一天之內連發四道諭旨催辦，這在清朝的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四道諭旨的口氣越來越嚴厲，可見清廷一開始就意識到此案非同一般，懷疑張文祥背后另有主謀。

四道諭旨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第二道——重新命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這是恭親王奕?的意思。第三道給安徽巡撫英翰的密旨也不容忽視。英翰是滿人，不屬于湘軍一系，而且他本人與馬新貽交好，可以說，是目前朝廷在兩江唯一信得過的實權人物。秘密交代英翰加強防務，實際上就是預防兵變。可見從一開始，湘軍就已經被朝廷放到了懷疑的天平上，現在就要看曾國藩的反應了。

對于曾國藩，執掌大權的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都對他沒有任何好感。曾國藩之掌握兵權，得力于咸豐朝御前大臣肅順的倚重和推薦。尤其是后來曾國藩得到夢寐以求的兩江總督，全仗肅順的居間運作。說肅順對曾國藩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一點也不為過。

恭親王奕?一向與肅順不和。奕?為咸豐皇弟，才干過人，差點被道光皇帝立為皇儲，所以一直被兄長猜忌。咸豐登上皇位后不久，勒令奕?退出軍機處，改由肅順取而代之。咸豐皇帝重用肅順，明顯有牽制奕?的意思。奕?與肅順從此成為冤家對頭。咸豐皇帝病死于承德避暑山莊后，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是為同治皇帝。以肅順為首的八名“贊襄政務王大臣”受遺詔輔弼幼主，掌管朝政。奕?在皇族宗室中名望最尊，竟然無緣于輔政大臣之列，由此勢必要與肅順等人展開一場權力之爭。

而慈禧太后與肅順的恩怨，則更加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昔日漢武帝臨死前擔心“主少母壯，女主干政”，處死了太子劉弗陵的生母鉤弋夫人，肅順曾經以此故事游說咸豐皇帝除掉載淳生母懿貴妃，也就是后來的慈禧太后。咸豐皇帝一時心軟，未能下手。后來慈禧太后知道究竟后，恨肅順入骨，務必除之而后快。

而肅順之前曾大力整頓吏治，懲辦貪官，得罪的人不計其數。戊午科場案中，力主將主考官、大學士柏葰斬首；又彈劾戶部寶鈔處與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緣為奸，交通舞弊，籍沒官吏、商人數十家。他為人剛硬，辦事不講情面，加上恃寵而驕，目中無人，引起不少王公大臣的嫉恨。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爭相投奔到恭親王奕?或是慈禧太后門下。其中，就包括手握重兵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勝保。

咸豐皇帝臨死前雖然將朝政交給肅順等八名輔政大臣，但為了防止重新出現清朝初年權臣鰲拜欺君專權的情況，又分授私章“御賞”和“同道堂”給皇后鈕祜祿氏和懿貴妃那拉氏（實際上是給了小皇帝載淳，但由懿貴妃掌管），即后來的慈安和慈禧太后。這兩枚私章作為皇權的象征，代表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凡下達詔諭，必須有二章為印訖。由此杜絕了權臣專政，卻也撕開了后宮女人干政的口子。慈禧太后時年二十五歲，沒有年輕守寡的悲痛，反而野心勃勃，不甘心朝政大權落于肅順等人之手。剛好此時御史董元醇上疏，以皇帝年幼為理由，請求由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慈禧太后也一心想效法古人，垂簾聽政，遂聯合慈安太后，努力與肅順八大臣及恭親王奕?爭權。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見肅順八大臣，要求他們照董元醇所奏傳旨實行。肅順等“勃然抗論”，并聲稱自己“系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雙方爭論激烈，嚇得同治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遺溺后衣”。這便是清朝著名的“垂簾之爭”。最后，肅順等以祖制無垂簾之禮為理由，駁回了董元醇的建議。但慈禧太后并未善罷甘休，開始在朝中尋找新的聯盟力量。

就在慈禧太后、肅順八大臣以及恭親王奕?三方明爭暗斗、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時，肅順心腹幕僚王闿運寫信給曾國藩，勸他與肅順聯手，率湘軍入北京，阻止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曾國藩表面對這封信沒有作出回應，但內心未必沒有大起波瀾。

就在這個時候，慈禧太后主動聯合恭親王奕?，在北京發動了辛酉政變，搶先逮捕以肅順為首的八名顧命大臣。慈禧太后本想以貪污罪置肅順于死地，不過抄家時才發現肅順各處家產加起來不到二十萬，連恭親王奕?的十五分之一都不到，最后不得不定了個“假傳圣旨”的罪名。八名顧命大臣中，肅順處刑最重，被立即押赴菜市口斬首，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被迫自盡，其余人則被革職。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與慈安太后在養心殿正式垂簾聽政。由于慈安太后性情“和易少思慮”，不愿多問朝政，朝廷大權遂落入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自此，這個少年喪父、青年喪夫的女人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在之后長達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她還將經歷中年喪子、晚年喪國的不幸。

墻倒眾人推，肅順敗亡后，僧格林沁趁機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天津的敗績諉過于肅順。曾國藩對此十分不滿，慨嘆說：“天下無真是非。”以他陰冷虛矯的性格，加上為人之謹慎，出此言語十分罕見，可見他對肅順并非如傳說中那樣沒有任何感情。

［咸豐十年（1860），英法兩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掠奪更多的特權，開始積極籌備侵華戰爭。當年春天，英法兩軍陸續開到中國。六月中旬，英法聯軍艦隊兩次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結。當時，清朝負責天津一帶防務的為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將全部重兵布置在大沽，在北塘一帶只埋設了一些地雷，沒有布置任何防務。此情況被先期到達渤海灣刺探清軍情的俄使伊格納切夫得知后，密報給英法聯軍。于是英法聯軍決定自北塘登陸，再抄襲大沽炮臺后路。六月十五日，英法聯軍順利登陸北塘，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大沽炮臺立即陷于腹背受敵的境地。七月初三，英法聯軍開始進攻大沽口。鎮守北岸炮臺的清直隸提督樂善率守臺將士頑強抵抗后，全部壯烈殉國，北炮臺最終陷落。駐守南炮臺的僧格林沁見大勢已去，率部撤往天津。直隸總督恒福在英軍的威脅下，將南炮臺及全部軍火物資拱手交給英法聯軍，自己也逃回天津。僧格林沁撤回天津后，認為天津“較之大沽，不啻天淵”，更難扼守，于是將天津炮臺大炮拆下，連夜運回北京，小炮及綠營官兵則撤至通州。此舉相當于將天津拱手讓給了英法聯軍。七月初八日，英法聯軍入駐天津，因與清廷談判無結果，又繼續向北京逼進。咸豐皇帝一面派人與英法聯軍議和，一面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務一帶防堵。談判破裂的當日，僧格林沁兵敗，通州失陷，英法聯軍繼續向西推進。八月初八，咸豐皇帝自圓明園逃往熱河。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聯軍抵達北京城下，負責防衛的僧格林沁不戰自潰，退往西郊圓明園。英法聯軍尾追不舍，于次日占領圓明園。在進行大肆搶掠后，侵略者放火焚燒了這座世界名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