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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后，不遺余力地鏟除肅順黨羽，對肅順一手扶持的曾國藩自然也沒有什么好印象，不過當時湘軍勢大，清廷又需依賴湘軍剿滅太平天國，是以慈禧一直對曾國藩和顏悅色，除了示好籠絡外，別無他法可想。

慈禧太后派人抄肅順的家時，發現了一個大箱子，里面裝的是全國各地官員與肅順的往來書信，各省督、撫、將軍、都統等地方政要無不在其中，卻偏偏沒有曾國藩的。之前肅順當權時，幕府中有著名的“湖南六子”，其中的王闿運更是與曾國藩交情匪淺。而肅順“平日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國藩）之識量”。這樣一個被肅順經常掛在嘴邊的人，卻沒有一封往來的書信，這是相當可驚可怖的，若非深謀遠慮、心機深沉之人，絕難做到。雖然曾國藩由此擺脫了與肅順的黨朋瓜葛嫌疑，但其心計與遠見，無疑更讓慈禧太后耿耿于懷、坐立不安。后來慈禧太后調曾國藩到直隸、派馬新貽到兩江，表現得迫不及待，就是不安的明證。

除此之外，清朝自立國以來，便嚴格防止漢人掌握實權。后來雖然不得已重用曾國藩等漢人官員，清朝顯貴心底深處卻依舊是漢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使用、不可信用的觀點。尤其是對坐大一方的曾國藩，其人有野心獨步天下的謠言不絕于耳，怎么能令慈禧太后睡得安穩？正因為她費盡了心機，好不容易才將曾國藩這條潛龍從兩江的深海中撈出，擱置到了直隸的淺灘上，但現在又要重新放龍入深海，這又是什么道理？

馬新貽遇刺的消息傳到北京時，慈禧太后剛剛喪母，正處于悲痛之中，身體也不是很好，政事由恭親王奕?處理。奕?與慈禧當時正處在面和心不和的時期，他也知道馬新貽是慈禧心腹，負有追查太平天國寶藏的秘密使命，因而不敢多說馬新貽一案，只是提議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

［慈禧太后姓葉赫那拉氏，小名蘭兒，最初以秀女身份入選進宮。她父親長年在南方為官，那拉氏自幼隨父親生長在南方，擅長唱南方小曲，由此得到咸豐皇帝寵幸。咸豐五年（1855），時為懿嬪的那拉氏“遇喜”（即懷孕），咸豐皇帝欣喜若狂，破例下旨允許那拉氏之母入宮。那拉氏之母入宮照看孕中之女開了清代宮廷先例，后來更被寫進《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中《遇喜》一條：“內庭位有生母者，許進內照顧。”］

以奕?的才干和眼光，自然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關鍵——他知道被裁湘軍流落在兩江，多有不法之事，而馬新貽赴任兩江后認真辦事，得罪了一大批湘系的人。馬新貽之遇刺，湘軍決計脫不了干系。以兩江眼下的局面，只有曾國藩回任，才能鎮撫得住。

當時曾國藩正在天津處理教案，對洋人卑躬屈膝，殺害中國無辜良民取媚外國，身敗名裂，被國人稱為“賣國賊”，已經到了千夫所指、眾口唾罵的地步。就連一向以出了曾國藩為傲的湖南同鄉也將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砸爛焚毀，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以此來表示對其人賣國的鄙夷和唾棄。

［自咸豐十年（1860）《北京條約》簽訂后，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望海樓設立了教堂。這種靠侵略強行進入的外來事物，在很長時間內都為有良知的中國人所抵制。尤其是教堂長期以來不斷強占民田，拐騙人口，聲名很差，更加引發了民眾的怨恨。同治九年（1870）五月，設置在教堂附近的育嬰堂突然離奇死了三四十名嬰孩，教堂偷偷外運尸體時被民眾發現，引發了軒然大波。與此同時，天津不斷有用迷藥拐騙幼童的事情發生，傳說與教堂有關。五月二十一日，拐騙犯武蘭珍在用下有迷藥的紅薯糖誘騙幼童時，被民眾當場抓獲。武蘭珍被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門，知府張光藻本不想問案，但見民眾群情激奮，不敢不接，只好當眾訊問武蘭珍及一干證人。武蘭珍供出了迷藥來自天主教民王三，所拐騙的幼童均交給了育嬰堂，王三付給報酬洋銀五元。又有親眼看見死嬰尸體的證人說尸體胸膛盡開，心肝俱無，眼珠也被挖去。張光藻懷疑有人借機煽動民心，造謠鬧事，但還是同意去找洋人對證。隨后，天津知府張光藻與天津道周家勛聯名向法國育嬰堂發出照會，讓他們交出罪犯王三，但是遭到了拒絕。五月二十三日，張光藻、周家勛帶著武蘭珍和人證來到育嬰堂對質。結果，育嬰堂里沒有王三這個人，武蘭珍在法國傳教士及教民的指責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張光藻和周家勛只好當場向法國人賠禮道歉，訕訕而退。官府退走后，民眾依舊憤憤不平，與教士發生了口角，繼而演變成互毆。法國領事館離教堂不遠，領事豐大業（victor fontanier henri）聞訊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崇厚不愿意事態擴大，裝模作樣地派了幾名官弁應付了事。豐大業十分不滿，帶著秘書西蒙（simon）闖入崇厚的衙門，向崇厚開槍恫嚇，幸好沒有射中。回去的路上，豐大業剛好遇上聞訊趕來的天津知縣劉杰一行。暴怒下的豐大業二話不說，拔槍就射，結果打死了劉杰的隨從高升。周圍的民眾怒不可遏，一擁而上，當場將豐大業及西蒙打死，接著鳴鑼聚眾，焚毀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先后打死二十名外國人。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發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國聯銜向清廷提出抗議，并調集軍艦到天津、煙臺一帶，進行戰爭威脅。清廷先是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赴天津“查辦”，又改派李鴻章會同辦理。曾國藩、李鴻章判處中國民眾二十人死刑，緩刑四人，二十五人充軍，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也被革職遣戍，向外國賠款白銀四十九萬兩，并派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法國賠禮道歉。］

其實，曾國藩之前主持平定太平天國時，就曾在日記中相繼記載了其處理洋務時的主張：“此前英法聯軍進入北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眼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幫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軍和捻軍。二者皆有德于我。中國不宜忘其大德而計較小怨。”在他看來，英法聯軍打入北京燒殺搶掠，僅僅因為沒有推翻清廷，就是大德。而一系列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不過是小怨而已。

在這樣的思想原則指導下，曾國藩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腰桿子就沒直過，天津教案只不過是他主張的一個小小體現而已。不幸的是，國人終于在這次教案中看清了他的嘴臉，他本人靠平定太平天國積累起來的聲名，最終在這次教案中毀于一旦。

更令曾國藩憂心的是，天津教案其實是因謠言和起哄產生的暴力沖突，之所以鬧得一發不可收拾，是因為有直隸提督陳國瑞在其中挑撥離間、造謠生事，因而這件事還不僅僅是中國與法國之間的外交糾紛這么簡單。陳國瑞當時正受醇親王奕（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緒皇帝生父，福晉為慈禧親妹）寵信，風頭極勁。臺灣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湖南常德人，于2007年病逝于美國，享年九十五歲）在其著作《晚清宮廷實紀》中指出：天津教案實為醇親王奕指使與曾國藩素有積怨的陳國瑞所為。自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為捻軍殺死后，八旗子弟自動集中在醇親王周圍，意圖恢復昔日八旗勁師雄風，與湘軍、淮軍抗衡。醇親王甚至還與僧格林沁的兒子布顏納謨詁結成了兒女親家。醇親王策劃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擊曾國藩（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須常駐天津辦理洋務）。而醇親王背后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后。

［陳國瑞，湖北應城人。少年時曾被太平軍擄為童子軍，后改投湘軍將領黃開榜，被黃收為義子，因驍勇善戰、性嗜殺，成為轟動一時的勇將。陳國瑞有一句名言說：“戰要戰得穩，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緊。”后加入僧格林沁部，極得信任，與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捻軍殺死后，身負重傷的陳國瑞本已僥幸逃脫，聞訊后又冒死潛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尸體背上，晝伏夜行，七天后才回到軍營，在當時傳為佳話，因而“僧戰死，從將多獲罪，國瑞以驍勇獨留軍”（吳相湘：《近代名人小傳》）。不過陳國瑞為人桀驁不馴，喜鴉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聽節制，且不約束部下，時常與友軍爭奪軍餉槍械，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多有沖突，因而總被這些重臣刻意壓制。后來他出錢助修黃鶴樓，擬一對聯道：“黃鶴飛來復飛去，白云可殺不可留。”時人均不解“白云”之意。陳國瑞自己解釋說：“君未讀唐詩乎？‘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浮云比安祿山，非其可殺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隨筆》）有一種說法，陳國瑞筆下的“白云”即是指曾國藩，以致一度傳出他酒后持劍追殺曾國藩的故事。事見清人吳光耀所著《華峰庚戌文鈔》。吳光耀為湖北人，與陳國瑞同鄉，曾在四川為官。《華峰庚戌文鈔》主要是記載同治、光緒年間名將軼事，對曾國藩等湘人多有責言，而為鄂人鳴不平。］

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馬案發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后親信太監安德海奉差出京，到處招搖滋事，被山東巡撫丁寶楨逮捕后就地正法。這件事，毫無疑問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親王奕?針對慈禧太后所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顯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后，這位秀女出身的太后開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親王奕，意在與恭親王和漢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護，醇親王為所欲為；有了醇親王的支持，陳國瑞也敢在直隸境內興風作浪。后來法國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陳國瑞有關后，要求曾國藩交出陳國瑞，態度堅決而強硬。而曾國藩明明痛恨陳國瑞這種人，卻因為深知其背后有人，不敢得罪不說，反過來還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維護，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正因為天津教案有著種種錯綜復雜的背景，從一開始，曾國藩就知道這案子不但是針對他，還要他本人來背這個黑鍋。內外交困下，如同多年前戰敗于太平天國、幾欲投水自殺時一樣，曾國藩再一次有了強烈的挫敗感，沮喪地說：“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據說正好到了“耳順之年”的他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甚至催促兒子趕緊為自己準備棺材。而在天津教案后不久就發生了刺馬案，這顯然不是巧合，二案即使沒有直接聯系，也必然有連帶關系。

馬新貽被刺的消息就在曾國藩最焦頭爛額的時候傳到了天津，他的第一反應是大吃一驚。平心而論，曾國藩確實不喜歡馬新貽，但畢竟大清總督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是前所未有的事。以他在槍林彈雨中度過的十幾年，以他經歷的種種官場黑幕，他深知此案絕非一般兇殺案件。其中的玄機是什么？背后又有什么陰謀？為什么朝廷偏要他處理這等棘手之案？

馬新貽的死亡帶給曾國藩的苦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連續幾天，他夜不能寐，成天陰沉著臉，許多時間都是一言不發地呆坐。思前想后，曾國藩決定不趟這攤渾水。于是提筆上書，以身體有病為由，拒絕回任兩江總督。清廷的答復很快回來了——曾國藩必須赴兩江之任，直隸總督由李鴻章接任。很簡單，很干脆，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

李鴻章也在這個時候寫信來安慰曾國藩，其中尤其提到了刺馬一案，說：“谷山（馬新貽的字）近事奇絕，亦向來所無。”毫不遲疑地表達了對馬新貽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的震驚。但緊接著又立即說：“兩江地大物博，斷非師門莫辦。”一方面是勸曾國藩趕緊回任兩江總督，另一方面也是交底，表明自己對兩江絕無染指之心。這兩句話緊連在一起，實在耐人尋味。

不過安慰歸安慰，精明的李鴻章并不想真正去幫助恩師曾國藩解決煩惱，他甚至在這個時候玩起了“痞子腔”（安徽話，意為耍流氓手段）。曾國藩因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正備受天下人唾罵，李鴻章擔心自己卷入其中后也會受到時論的譴責，因此在到達直隸邊境后便借口肝病復發停了下來，一面寫信給曾國藩，表示支持曾“拿犯”，另一方面又公開表示要等恩師將天津教案“兇犯”議罪正法后再到天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眾惡”，意欲等曾國藩收拾好天津教案的亂攤子后再說。昔日曾國藩曾對李瀚章（李鴻章親兄長，曾國藩親信）評價李鴻章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顯然，此時的李鴻章在玩弄手段方面確實已經超過了他的老師。曾國藩雖然失望，卻也無奈，只好將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定擬上奏，自己背了黑鍋。

但曾國藩也是老奸巨猾之輩，他雖然被迫接任了兩江總督，但卻故意拖延時間，正好以等待李鴻章來天津交接為由，遲遲不動身南下。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他才動身離開天津，不過也不是南下兩江，而是前往北京。顯然，曾國藩此舉旨在刺探朝廷對馬新貽被刺一案的態度。

九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到達北京。次日早朝時，同治皇帝和兩宮太后在養心殿召見曾國藩。皇帝和慈安太后都沒有說話，只有慈禧太后問了幾句關于身體和病情的話，無關痛癢。正當曾國藩納悶之時，慈禧太后終于提到了馬新貽，問道：“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曾國藩誠惶誠恐地回答道：“此事甚奇。”慈禧太后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馬新貽辦事甚好。”曾國藩回答說：“他辦事和平精細。”本來以為還有下文，不料慈禧太后突然揮了揮手，叫他跪安退出。

九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又在養心殿召見曾國藩。曾國藩豎起耳朵也沒有聽到“馬新貽”三個字，慈禧太后只是問到他何時啟程前往兩江，隱隱有催促之意。但曾國藩依舊模棱兩可，逗留于京師，遲遲不肯動身。

十月初六，終于有軍機大臣前來傳旨，催促曾國藩赴江南任。十月初九，曾國藩遞折請訓，傳宣召見，奏對十數語。出乎他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再未提起任何與刺馬案相關的話頭。

此時，距離馬新貽被刺已經有兩個多月。與最初朝廷一日發四道諭旨追查馬新貽案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朝廷突然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漠，再未有催曾國藩辦理馬新貽案的諭旨。曾國藩先后在天津和北京逗留盤桓，有意拖延時間，朝廷也沒有絲毫催促，任其耽擱。似乎曾國藩在試探朝廷態度的同時，朝廷也在試探他的反應。

曾國藩在朝中四處刺探，始終感到朝廷似乎對馬案并不關心。這實在是令人費解，馬新貽作為慈禧太后心腹被派往兩江，卻莫名其妙地死在當地，朝廷明明該大加追索報復，卻為何沒有要將案子查到水落石出的意思？不過，既然朝廷是這樣的態度，他曾國藩也不會自找麻煩，非要去追查到底，而是馬馬虎虎過去就行了。但明里對朝廷可以這樣敷衍了事，暗里對他自己還需有個交代，他個人實在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能在戒備森嚴的校場將封疆大吏一刀殺死。思考了很久后，他給駐扎在江寧的心腹彭玉麟寫了封信，讓他先秘密查訪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