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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場案案發一年后，穆和倫、張廷樞將三審結論奏上：主考左必蕃縱容舞弊，革職查辦；副主考趙晉，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賄判斬立決；程光奎、吳泌等生員賄買考官，騙取功名，分別擬絞或枷責；兩江總督噶禮賣舉無跡，但審案不力，該受切責；江蘇巡撫張伯行捕風捉影，誣劾朝廷重臣，當革職論處；噶禮參張伯行各款“俱實”，免議。

這一次的結果可謂煞費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開處置趙晉、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實據的考官、舉子，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氣。看起來，似乎比前任欽差要厲害得多，但在互參案上，一如他們的前任張鵬翮所奏，稱噶禮與舞弊案無關，張伯行所參噶禮各款“皆虛”。

已經被免職的張伯行倒是依舊無所畏懼，又上了一道奏折，說：“科場舞弊只懲從犯，不懲首惡，難撫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風若長，大清朝刑律將名存實亡。我張伯行革職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請陛下再派賢臣重新審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審的結論和張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嘆，說，“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無能。噶禮雖才具有余，辦事敏練，而性喜多事，并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參之案，皆起于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恥。”但他也知道科場案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完全變成了滿漢大臣之爭，即使再追究，也不會有什么結果，所以沒有應張伯行的要求再派欽差審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倫等所審的結果進行討論，這就是所謂的四審。

四審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見相關官員，說：“伯行居官清廉，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伯行，則江南必受其削幾半矣。此互參一案，初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議奏的結果是：噶禮、張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協恭，互相訐參，有失大臣體統，都應撤職。最后還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禮著革職，免于嚴查深究，由漕運總督赫壽接任兩江總督；張伯行著革職，但留任江蘇巡撫。這樣，這樁轟動一時的江南科場案最終以互參案了結。

而本已經被從輕處理的噶禮并沒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惱怒母親曾經在皇帝面前替張伯行說話，與弟弟色勒奇、兒子干都勾結，暗中在母親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親。東窗事發后，被怒其不爭的康熙皇帝賜令上吊自盡，色勒奇、干都也被斬首。

又傳說噶禮自盡時向監絞官行賄，因此還沒有氣絕就被放下來裝入了棺材。噶禮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時日，實在不耐煩了，便開口問道：“我可以出來了吧？”誰知道監絞官還沒有走，棺材周圍還有一些人，看到噶禮突然坐起來，無不駭然。監絞官生怕受賄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將噶禮劈倒，連同棺材一起燒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場案中最后處置結果下達。相關人物安徽巡撫葉九思已經病故；副主考趙晉，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山陽知縣方名斬立決；舉人吳泌、程光奎，合謀者俞繼祖絞監候，秋后處決；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職；請人代筆者徐宗軾、夾帶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責。

然而，奇事還沒有結束。趙晉在處斬的頭一天，忽然在獄中病死。一時間，謠言哄傳。有人說趙晉是上吊自殺了；有人說趙晉好友王式丹殺死一名乞丐，將尸體藏在肩輿（轎子）中，入獄探望時偷梁換柱，以死丐冒充趙晉，而趙晉本人則攀著繩子逃出大獄；還有人說那具尸體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張大。

張伯行聽說后趕來驗尸，發現尸體確實不是趙晉，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說：“尸體與趙晉狀貌不符，趙晉生死難明。”康熙皇帝曾經命張伯行等人在蘇州審訊王式丹，株連多人，但也沒有什么結果，而趙晉逃走后，“通緝多年無獲”，最后連王式丹也被無罪釋放。

求取功名的科場素來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場，布滿了荊棘。至此，這場轟動一時的江南辛卯科場案在經歷一年多的審理后，最終以輕描淡寫的處理方式落下了帷幕，雖然許多隱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過，比較而言，康熙辛卯科場案遠不及順治丁酉科場案那般腥風血雨，這也正是時局從順治朝到康熙朝已經走向穩定的標志。

肆、順天戊午科場案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之中，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如火如荼，外有帝國列強虎視眈眈。

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內亂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臺，挑起大沽之戰。無能的清廷在外國侵略者槍炮的威脅下，簽訂了《天津條約》。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簽訂了《瑗琿條約》。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主權和領土遭受重大損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戰火紛飛。清廷為包圍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江蘇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營，截斷了天京的交通及糧道。太平天國主將李秀成、陳玉成為解天京之困，率部奮力與清軍血戰，清江北大營被徹底摧毀。

面對接踵而來的內憂外患，咸豐皇帝應接不暇，惶惶不可終日。他本來就昏聵無能，當此大變局之際，更是無力應付，沮喪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聲色當中。這位無心求治的年輕皇帝，被公認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無道、最荒淫、最無恥的一位，在綜合排名中一貫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紀年，這一年為戊午年，剛好又是一個大比之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就發生在這一年。不過這場大獄，并不像順治科場案那樣牽連極廣，而是以受刑官員級別之高創下了新的紀錄。

當年八月初，順天鄉試如期拉開了帷幕。這一科鄉試的主考官為協辦大學士（從一品）兼軍機大臣柏葰，副主考為戶部尚書朱鳳標（南宋理學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孫）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靜濤，姓巴魯特，蒙古正藍旗人。道光六年（1826）進士，之后仕途順暢，歷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黃旗漢軍副都統等職，以謹慎正直著稱。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內五次升遷，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豐皇帝登極后，對柏葰也相當倚重，推其為軍機重臣之首，地位顯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鄉試開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場考題的內容，因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會試和順天鄉試的首場四書考題均由皇帝欽命。在這次考試之前，由內閣獻《四一部給咸豐皇帝。咸豐皇帝閱覽后命題，《四發還內閣，命題則鎖入專門的題匣。八月初，柏葰入駐貢院時，題匣鑰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鄉試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員向咸豐皇帝領取鎖得嚴嚴實實的題匣，然后送到貢院，交給外簾官員，再由外簾官員轉交給內簾官員，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帶入場中的鑰匙打開題匣，取出考題。這一套程序十分嚴密，基本上制止了預先泄漏考題的行為。

這場鄉試剛剛開場之時，外簾官員便鬧出了一場小風波。提調官蔣達（時任順天府丞）認為貢院考場中供給不足，缺乏不少東西，斥責治中蔣大鏞辦理草率。監臨（順天鄉試監臨，設滿人一人、漢人一人，由部開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請欽派）順天闈鄉試的梁同新（時任順天府尹）則認為蔣達是小題大做。二人因為這點小事鬧了意見，蔣達狂怒之下，不顧貢院已經鎖閉，擅自出闈，參奏梁同新袒護屬吏。結果，吏部議處后蔣達被革職，梁同新降為四品京堂候補，二人職務改由吳鼎昌、毛昶熙代替。這件事還沒有就此結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視專門御史（貢院外場官員，負責搜檢、巡查等事宜）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蔣大鏞及大名、宛平二縣令（二縣為朝廷所在地，稱京縣，京縣縣令級別比普通縣令高兩級）均因此被降職。

這件事后，京師中有謠言說，貢院中某晚出現了大頭鬼。有人說：“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鬧大案。”（《庸庵筆記》）

雖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場鄉試主考官為素有剛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進行著。鄉試結束后，閱卷進行了一個多月，于九月十六日發榜。雖然輿論一片嘩然，但也并未到達物議沸騰的地步。自古以來，科舉發榜后，有人歡喜有人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此場鄉試結束后，柏葰更被拜為正一品的文淵閣大學士，仍然兼任軍機處領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內閣之外設立軍機處以來，一直有種說法：“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真相。”（《庸庵筆記》）而柏葰一人身兼軍機大臣及文淵閣大學士，便成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極人臣。即使有人懷疑科場有不公之事，但也沒有想到能就此將官高位顯的柏葰拉下馬來。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為保證對準噶爾的戰爭順利進行，設立了軍機處。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及南書房的地位，成為施政發令的中樞機構，地位十分顯赫。軍機處最初是為軍務而設，并非正式機構，一旦戰事結束，即當立即裁撤。但由于這個機構便于皇帝朝綱獨攬，集權于一身，所以一經成立，即常設不廢。軍機處職責是“掌軍國大政，以贊軍務”，設有軍機大臣，一般為四五人，以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軍機處的特點有二：一是處理政務迅速；二是辦事機密。］

一切的轉機是從一個伶人（戲子）開始的。

當時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權重外，尚有怡親王載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鄭親王端華（鄭親王濟爾哈朗七世孫）以及端華同父異母弟肅順這一股勢力。載垣和端華二人才能平庸，遇事優柔寡斷，遇事常由肅順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