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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行在福建巡撫任上只做了兩年，很快就被重新調回江南，任江蘇巡撫。江蘇雖然也是兩江的管轄范圍，但按照清朝制度，總督和巡撫同為省級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負責，二者之間不相統屬。之前，張伯行早就與噶禮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卻有意將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顯然有制衡約束噶禮的意思。盡管前一陣張伯行因被噶禮擠壓，不得不以身體多病為由提出了辭官，但皇帝不是照樣沒準嗎？這便是皇帝有心整飭江南的明證。

左必蕃腦袋靈活，心思縝密，轉念間便想通了前后的因果，眼見趙晉正與噶禮眉開眼笑地交談，便找了個理由溜了出去。這一溜，日后保住了他一條命。

但事情并沒有就此了結，噶禮離開貢院后，趙晉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說到最后，口干舌燥的趙晉終于明白了，對方是不想參與，心里罵了一句“膽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后，盡管不斷有各種買賣關節的風言風語傳到左必蕃耳邊，但他始終裝作不知道。

終于到了八月鄉試時間。本場三場鄉試的題目，頭場為四書題：“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次題為“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三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

表面看起來，一切都很平靜。直到九月初九發榜，解元為劉捷，中舉者除蘇州十三人外，其余多為揚州有錢鹽商及權勢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舉薦的吳泌，同考官山陽知縣方名所舉薦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輿論頓時一片嘩然。

蘇州一千多生員在南京玄妙觀集會，推舉廩生丁爾戩為首，將五路財神像抬入府學，供在明倫堂孔子像旁邊，表示這次鄉試是“惟財是舉”。還有人用紙糊住貢院匾額，改“貢院”二字為“賣完”。貢院的大門上也被人貼上一副對聯：“左丘明兩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諷刺主考官左必蕃對舞弊行為視而不見；而趙晉則膽大妄為，收受賄賂。又有人作打油詩諷刺說：“能行五者（金子、銀子、珠子、綢緞、古玩）是門生，賄賂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跡，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皂白，圣門學者盡遭坑。”其中暗合鄉試的題目。

不過，盡管時論對主考官左必蕃和趙晉冷嘲熱諷個不停，但二人畢竟是外來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后另有主謀。既然鄉試的受惠者最多的是鹽商子弟，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到與鹽務有關的官員身上。

在清朝，制鹽業是重要的官方工業，鹽價和鹽稅收入是與田賦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財源。當時直接負責兩淮鹽務的是蘇州織造李煦和江寧織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輪管，管轄范圍涉及鹽場、運輸、稅課、稽查等。另外兩江總督噶禮也于鹽務上有重大責任：一是緝拿鹽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銷，即招商辦課，由專商壟斷鹽引和引岸，鹽商向官府繳納引稅后領取鹽引（一種憑證，準許持有人向官方產鹽機構認領鹽，屬于官方壟斷性資源），在指定地點買鹽及銷售。

曹寅到江南任織造已經有二十年。其母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當過御前侍衛，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后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里，關系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鹽務的肥差后，旁人均不敢問津，但自噶禮上任兩江總督后，情況便有所不同。噶禮一到任，就向康熙皇帝參劾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皇帝公開查處。噶禮表面是樹立清廉形象，其實是想染指肥得流油的鹽務。殊不知康熙皇帝素來將曹寅當做家人，當然沒有理睬噶禮的上奏，但也暗地派人告誡曹寅和李煦，必須要設法補上虧空。自此，曹寅和李煦大為收斂，反倒是噶禮開始插手鹽務。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沒有這個能力插手科舉，那么鄉試通弊中嫌疑最大的當屬兩江總督噶禮了。一時間，滿城風雨，謠言不斷。生員抬著五路財神像游街時，南京城萬人空巷，人們蜂擁而出觀看，景象蔚為大觀。

兩江總督噶禮見到這般情形，當即火冒三丈，派兵將丁爾戩等十多名為首的士子拘捕，準備按誣告問罪。士子們更加群情洶洶，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江蘇巡撫張伯行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第一個向康熙皇帝上疏，這便是本篇開頭所提到的一幕。

只見張伯行在奏疏中寫道：“今年江南文闈，榜發之后，議論紛紛。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抬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臣未敢隱匿，相應奏明。”奏疏中還對他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趙晉受賄十萬兩紋銀，出賣舉人功名；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等人通同作弊；而正主考左必蕃知情不報，有意欺瞞圣上；本年江南鄉試取士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江南士子一片嘩然，眾怒難犯，如果不及時查辦，恐怕要生大變。

康熙皇帝看了后還未作出反應，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也到了。原來左必蕃看到事情越鬧越大，擔心禍及他這個正主考，日夜惶恐不安；又聽說張伯行已經給朝廷上奏，生怕日后被安上個“知情不報”的罪名，也急忙上奏說明江南鄉試一事。不過，他沒有揭發副主考趙晉賣關節一事，當然更不敢提及兩江總督噶禮，僅僅是奏道：“撤闈后聞輿論喧傳，有句容知縣王曰俞所薦吳泌、山陽知縣方名所薦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不勝驚愕。”

先后接到了張伯行、左必蕃的奏疏，江南鄉試出了大丑聞已經是確認無疑的事情，但康熙皇帝并沒有像他的父親順治皇帝那樣立即采取火暴的行動，而是依舊在等待。他有著多疑狡詐的天性，從不輕易相信漢人大臣的話，他還要等待另外兩封密折從江南送來。

清朝檔案最機密者，當屬軍機處的檔案，這些都是級別最高的國家機密。但自康熙皇帝開始，還有比國家機密更為機密的密折。一般的奏折，比如江蘇巡撫張伯行的、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都是先交通政司審閱，然后再呈交皇帝。特別長的奏折還需要“貼黃”，即在黃紙上概括要點，附在奏折上一同呈交皇帝。康熙皇帝創造的“密折”制度則是專奏專聞，這種密折不必經過通政司，而是直接遞到皇帝手里。折面上也不寫奏者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的字樣。這當然是為了防止泄密，除了皇帝本人，誰也不知道密折是誰寫的，密折里面又講了些什么。對這類奏折，康熙皇帝格外重視，均即時批復。他一度患病，右手無法動彈，但依舊不假手他人，強用左手批復密折，從不耽誤。

能夠擁有奏密折權力的人，自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心腹。康熙皇帝正在苦苦等候的密折，便是來自他派在江南的密探——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曹寅的母系親戚）。這三個人都是康熙皇帝派駐在江南的耳目，一年四季不間斷向康熙呈遞親筆繕寫的密折，奏報內容短小精密，大部分是關于江南地方上的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傳說《紅樓夢》中錯綜復雜的家族關系，就是以這三位織造為背景。巧合的是，江南辛卯科場案案發的這一年，剛好就是曹雪芹的出生年。

果然沒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折很快就來了。二人詳細報告了榜發后物議沸騰、民憤難平的情況。曹寅更是密奏說：“今年文場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顯然有舞弊行為，因此揚州秀才擾攘成群，將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后傳聞是副主考趙晉所為，始暫停息。”

康熙皇帝這才拍案而起，怒氣沖沖地道：“我勤政愛民五十年，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膽大妄為的奸臣賊子。若任他們這樣狂妄下去，豈不是要毀掉我大清江山。”于是派戶部尚書張鵬翮為欽差大臣，會同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勛在揚州審案，務必將科場案徹底查清。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傳說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西征隨筆》）。不過，張鵬翮自步入仕途后，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聲，“不避權貴，人皆憚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經出任江南學政。到任后，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師權貴人物親寫的“薦函”，打算來走后門，但聽說張鵬翮剛正無私，最終還是“躑躅逡巡，不投而去”。當時的規定，凡呈學使報冊都須交些“部科費”（手續費），但張鵬翮“兩袖清風，毫無以應，人亦絕口不索”。后來回京師任職，張鵬翮為了應付說情請托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廳堂上豎了一尊關圣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門請托時，他便指著塑像說：“關帝君在上，豈敢營私徇隱！”這樣清操的大臣，當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譽為“天下廉吏”。

［張鵬翮為清初明臣，得到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嘉許，史料對其為人多褒獎有加，唯獨汪景祺在其所著的《西征隨筆》對張鵬翮的人品大力貶斥，說他“齷齪鄙穢，無志下材，刻薄寡恩，頑鈍無恥”。汪景祺為浙江錢塘人，少負才名，因而恃才傲物，“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舉人，其后兩次參加會試，均未能中進士，而剛好這兩次的主考官都是張鵬翮。科場失意后，汪景祺改投到當時炙手可熱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幕下，寫成《西征隨筆》一書。不久，年羹堯被雍正皇帝下令賜死，汪景祺也因為《西征隨筆》中有“大逆”之言被雍正所殺，家小全部被流放寧古塔，成為雍正一朝第一起文字獄的受害者。汪景祺被斬首后，頭顱長懸于北京宣武門外。一直到雍正皇帝死去乾隆皇帝登基，其早已成枯骨的首級才被取下與身合葬。《西征隨筆》一直為禁書，直到清末民國初期方現身于世。］

對于兩江總督噶禮，張鵬翮一點也不陌生。他之前曾受命調查噶禮舉報蘇州知府陳鵬年所作《重游虎丘詩》是反詩一事，當時噶禮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但張鵬翮沒有理睬，照舊“按奸發狀，振摘是非，無所容回”，最終的結論還是“直鵬年而曲噶禮”，證實噶禮完全是誣告。

張鵬翮與張伯行也是老相識了。他任河道總督時，“丁憂”（清朝制度，官員父母去世，官員要去職三年歸里守孝，稱之為“丁憂”）在家的張伯行因自發組織民眾抗洪堵堤，得到張鵬翮的傾心賞識，向康熙皇帝力薦，稱其“堪理河務”。正是由于張鵬翮的大力舉薦，張伯行才進入了康熙皇帝的視野。

正因為張鵬翮剛正廉潔，不畏權貴，所以凡有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總是派他去處理。對于這樁朝野矚目的江南鄉試案，張鵬翮更是眾望所歸，被認為定然能夠秉公辦理。在這樣的狀況下，時人均認為局面對張伯行有利，而對噶禮不利，豈料事情完全出乎眾人的意料。

上諭下達的當天，張鵬翮便動身趕赴江南，一路馬不停蹄。第一次會審，在揚州行轅舉行，由欽差張鵬翮主審，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勛陪審。一切都相當順利，沒有費任何周折，副主考官趙晉便當堂供認受賄黃金三百兩，同考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認徇私舞弊，將事先約好的關節“其實有”三個字賣給了程光奎、徐宗軒、吳泌等人，并將有關節之人均取中舉人。欽差張鵬翮當即決定革去趙晉、王曰俞、方名一切功名，收監看管，等待皇帝的處置。

下面是提審行賄人程光奎、吳泌。二人被帶進大堂后，欽差張鵬翮聽說這兩名舉人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于是先簡單考了下二人的學識，結果吳泌連兩句《三字經》都背不下來，程光奎寫《百家姓》中，“趙、錢、孫、李”四個字中就錯了三個，唯一寫對的“錢”字也是七扭八歪，不成樣子。張鵬翮憤慨至極，一拍桌子，怒問道：“你們到底行賄多少買來這舉人功名？快從實招來。”程光奎哪里見過這等陣勢，嚇得立即招供說：“小人出了黃金十五錠，每錠二十兩，一共是三百兩。”吳泌馬上也跟著承認自己行賄了三百兩黃金。

這樣一來，問題就出來了——程光奎和吳泌各出三百兩黃金，一共是六百兩，可副主考官趙晉供認只收到三百兩黃金，另外的三百兩到哪里去了呢？追問之下，吳泌供出他的三百兩黃金是托前任安徽巡撫葉九思的家人李奇代轉的，這三百兩到底給了誰，只有李奇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