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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蘭性德稍作思考后，還是慨然允諾，并和了一首《金縷曲》送給顧貞觀，以表明自己營救吳兆騫當義不容辭：“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外皆閑事。”顧貞觀也很為納蘭性德的仗義感動，后來在寫給吳兆騫的信中稱贊其為人“知己之感，令人灑淚，此豈漢人中所可得者”。

于是納蘭性德出面，求父親明珠出力。明珠開始沒有表態，讓納蘭性德次日邀請顧貞觀到內齋來。第二天，顧貞觀如約來到。明珠有意斟了一大杯酒，對顧貞觀說：“吳素負才名，又與先生莫逆，老夫愿一效綿薄。但先生素不飲酒，今日能為君友飲乎？”（《清稗類鈔義俠類》）顧貞觀毫不猶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明珠又說：“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請安。今日更能為君友請安者，老夫必有以報命。”顧貞觀立即上前下跪請安，不稍逡巡。明珠這樣飽經世故的老官僚都被顧貞觀的朋友之義深深打動了，動容說：“老夫聊相戲耳，不圖先生血性熱腸一至于此，請放懷以待。”

盡管有了明珠的權勢，卻還是困難重重。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皇帝派遣使臣正黃旗都統、內大臣武默訥和一等侍衛對秦為使臣，前往長白山致祭。納蘭性德搶先派人將消息告知吳兆騫，并作下了周密的安排。吳兆騫寫下了數千言的《長白山賦》，通過武默訥和對秦獻給了康熙皇帝。此賦“詞極瑰麗”，且鋪張揚厲，對長白山極盡渲染。長白山素來被視為清朝的發祥之地，年青的康熙皇帝讀到此賦后，大加贊賞，馬上詢問作者的情況，得知吳兆騫的情由后，當即就有赦免之意。然而，又有“尼之者”從中阻撓，未能成功。皇帝有意赦免，照樣有“尼之者”，由此可見當初江南科場案涉及的背景是何等復雜。

在這樣的情況下，納蘭性德與顧貞觀商議后，決定走方拱乾贖歸的老路，籌集資金，為吳兆騫認修內務府工程，醵金贖吳。當時措贖金最踴躍者為徐乾學。愿意為吳兆騫捐錢者不在少數，輦下名流都以不參與為憾。經過各方奔走，多方斡旋，吳兆騫最終以納二千金被贖歸。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還鄉詔書終于下到吳兆騫手中，納蘭性德終于實現了五年為期的承諾。此時，吳兆騫在寧古塔已經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

當年九月二十日，吳兆騫從寧古塔起程，十一月回到京師，與顧貞觀等好友相見后，“執手痛哭，真如再生”。吳兆騫回到北京當日，許多人寫詩紀念。益都馮相國有詩道：“吳郎才調勝諸昆，多難方知獄吏尊。”可惜此時吳偉業已去世十年，山東詩人王士禛嘆息說：“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

吳兆騫回到京師后，留在明珠府邸中，為納蘭性德之弟揆敘、揆芳授讀，以報答納蘭性德相救之恩。盡管在關外多年，吳兆騫孤傲放誕之性情不改，不久因小事與顧貞觀有些嫌隙，顧貞觀也不作辯解。明珠知道后，特意將吳兆騫叫到內齋。只見內齋左楹上寫著：“顧某為吳某飲酒處。”右楹寫著曰：“顧某為吳某屈膝處。”吳兆騫得知情由后大為慚愧，找到顧貞觀，聲淚俱下地說：“生死肉骨之恩，而以口舌之爭辜之，兆騫非人類矣。”二人友誼從此更加親密。

不久后，吳兆騫返回闊別近三十年的蘇州故里，離開時還是黑發青年，回來時已經是白首老翁，怎能不叫人感慨！其時，吳父、吳兄均已經去世，只有老母李氏尚在。吳兆騫即構屋三楹，讀書其中。友人汪退谷題其居為“歸來草堂”。

長期在關外生活，吳兆騫已不適應江南的水土氣候，他一回到故鄉，就大病數月，手足腫痛，腹疾時發，苦于下泄。后來不得不到京師治病，最后病死于京師旅邸中，時年五十四歲。因家境貧困潦倒，后事由納蘭性德代為料理。

至此，江南丁酉科場案中最傳奇的人物吳兆騫最終以凄涼的結局謝世。江南丁酉科場案的最后一點余聲也終于結束，但其影響卻遠遠不止于順治、康熙兩朝。

叁、江南辛卯科場案

丁酉科場案自上而下，死傷無數，懲罰之嚴酷，牽連之廣闊，為科舉制建立以來所未有，確實令人心驚膽戰。忽視此案背后復雜的背景不談，順治皇帝之屠刀大舉確實對科場舞弊者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此后五十年間，沒有科舉大案發生。然而，科舉是通往權力的門檻，給人帶來的誘惑實在太大，雖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記了血的教訓。

康熙五十年（1711）為辛卯年，又是一個大比之年。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覺得天涼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這不過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還沒有完全從大學士張玉書病死的傷痛中恢復過來。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甫，江南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1661）中進士，時年二十歲，自此步入仕途。這一年，剛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后的五十年，張玉書親眼見證康熙如何從一個受權臣鉗制的小皇帝成長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鰲拜、平三藩、打敗噶爾丹。對康熙皇帝而言，張玉書不僅僅是臣子，還是他成長過程中的伙伴。張玉書病死后，康熙皇帝親書挽章，又親作挽詩，并對身邊的親信大臣說：“朕自幼讀書，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來，許多大學士都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朕常使人存問。凡在朝諸臣，朕待之甚厚，他們也矢忠盡力，歷數十年之久，與朕同白了須發。朕念宿學老臣辭世者辭世，告退者告退，每每傷心痛哭。”

實際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并不是這些同白須發的老臣的離開，而是他感到這些人辭世、告退的同時，也帶走了他人生中最輝煌最美好的時光。從謝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確實，帝國的皇帝明顯地老了，“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喪最孤獨的時候，傳來了本科江南鄉試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來源，就是被他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闈鄉試，正主考官為副都御史左必蕃，廣東順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副主考為翰林院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二人都是京官，為康熙皇帝親自挑選，派往江南主持鄉試。

左必蕃、趙晉二人一到南京，兩江總督噶禮便親來拜訪，禮遇甚隆，令左、趙二人大感意外。

這個噶禮來頭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滿洲正黃旗人，清朝開國功臣何和禮第四代孫，母親還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因為這種關系，噶禮升遷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他在山西任上時，貪污了數十萬兩白銀，并大肆收受賄賂，先后兩次被人告發，被多名御史彈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護下，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升為戶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兩江總督。噶禮到江南上任后，為了樹威及鏟除異己，震懾江南漢人官吏，接連上疏彈劾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導致這些官員全部被罷免。蘇州知府陳鵬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禮，也被彈劾罷官。噶禮還不罷休，想借文字獄除掉陳鵬年，秘密上疏說陳鵬年寫的虎丘詩句中有怒氣，是反詩。康熙皇帝雖然年紀大了，對噶禮的胡作非為也一直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糊涂，因而沒有理睬噶禮的這道暗藏殺機的密奏。

正因為噶禮歷來狂妄自大、專橫暴戾，因而當他親自來拜訪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趙晉時，令二人受寵若驚之余，也開始隱隱猜到噶禮到來的目的——這個有名的大貪官是想趁這次鄉試大撈一筆！

左必蕃為人謹慎，也頗有遠見。盡管人人都知道當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禮在江南大力排除異己、結黨納賄的行為，卻也派了著名清官張伯行來接任江蘇巡撫。這其中顯然別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這樣認為的。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他出身富貴，家中相當有錢，卻沒有紈绔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中書舍人、山東濟寧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張伯行在濟寧道任上時，正好趕上災荒之年，他便自己從河南老家運來糧食和棉衣，賑濟山東的老百姓。當時，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未經請示，便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糧食賑濟漢上、陽谷二縣。山東布政使責備他獨斷專行，打算上疏彈劾。張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獨斷專行。皇上如此重視民間疾苦，是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這才打消了彈劾的念頭。

康熙皇帝南巡時，聽說張伯行勤于供職，造福于百姓，對金錢從無染指，特予“布澤安流”的匾額，升其為江蘇按察使。張伯行在江蘇任上時，兩江總督正是噶禮。張伯行不但不肯與噶禮之流同流合污，而且敢于抵制噶禮的橫征暴斂，并有一句名言說：“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正因為如此，張伯行受到噶禮的強烈嫉恨。后來康熙皇帝再次南巡，要求舉薦德才兼備的清官。在噶禮的高壓下，江南官員沒有一人敢出面推舉張伯行。康熙皇帝心中倒是了如明鏡，嘆息了半天，說：“我聽說張伯行任官特別清廉，這是最難得的。既然沒有人推薦，那么我來推薦他。”

由于得到皇帝的親自推薦，張伯行自此名聲大噪。他后來從江蘇任上遷福建巡撫時，江南百姓沿途相送，稱贊他任官數年“止飲江南一杯水”。而當時“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夫皆知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