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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韓子云也許不能算是借用“嗄”字，而是本來就是一個字，不過蘇州、揚州發(fā)音稍異。

無論是讀“夏”或“介”，“嗄”字只能綴在語尾，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問句。《太太萬歲》劇本獨多自成一句的“嗄”？

原文是“啊？”本應寫作“啊（入聲）？！”追問逼問的叱喝。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啊”字有這一種用法，就不必羅嗦注上“入聲”，又再加上個驚嘆號了。

《太太萬歲》的抄手顯然是嫌此處的“啊？”不夠著重，但是要加強語氣，不知為什么要改為“嗄？”而且改得興起，順手把有些語尾的“啊”字也都改成“嗄”。連“呀”也都一并改“嗄”。

舊小說戲曲中常見的“嚇”字，從上下文看來，是“呀”字較早的寫法，迄今“嚇”、“呀”相通。我從前老是納悶，為什么用“下”字偏旁去代表“呀”這聲音。直到現(xiàn)在寫這篇東西，才聯(lián)帶想到或許有個可能的解釋：全校本《金瓶梅詞話》的校輯者梅節(jié)序中說：“書中的清河，當是運河沿岸的一個城鎮(zhèn)，生活場景較近南清河（今蘇北淮陰）。《金瓶梅》評話最初大概就由‘打談的’在淮安、臨清、揚州等運河大碼頭上說唱，聽眾多為客商，船夫和手藝工人。”

說書盛行始自運河區(qū)，也十分合理。河上的工商亟需比戲劇設備簡單的流動的大眾化娛樂。中國的白話文學起源于說唱的腳本。明朝當時的語助詞與千百年前的“耶”、“乎”、“也”、“焉”自然不同，需要另造新字作為“啊”、“呀”這些聲音的符號。蘇北語尾有“嗄”。《金瓶梅》有“嗄”字而未用作語助詞，但是較晚的其他話本也許用過。“嗄”字一經寫入對白，大概就有人簡寫為“嚇”，筆畫少，對于粗通文墨的說書人或過錄者便利得多，因此比“嗄”流行。流行到蘇北境外，沒有揚州話句尾的“嗄”，別處的人不知何指，以為就是最普遍的語尾“呀”。那時候蘇州還沒出了個韓子云，沒經他發(fā)現(xiàn)“嗄”就是蘇白句末發(fā)音稍異的“賈”，所以也不識“嗄”字縮寫的“嚇”，也跟著大家當作“呀”字使用。因而有昆曲內無數(shù)的“相公嚇！”“夫人嚇！”

還有我覺得附帶值得一提的：近年來臺灣新興出“到”字語助詞，其實是蘇北原有的，因為不是國語，一直沒有形之于文字。“到”的字義接近古文“也”字。華中的這一個凋敝的心臟區(qū)似是漢族語言的一個積水潭，沒有經過一波波邊疆民族的沖激感染。蘇北語的平仄與四聲就比國語吳語準確。

《太太萬歲》的抄手偏愛“嗄”字而憎惡“噯”字，原文的“噯”統(tǒng)改“哎”或“唉”。

“噯”一作“sg”，是偶然想起什么，喚起別人注意的輕呼聲。另一解是肯定——“噯”是“是的”，“噢”是“是。”

不過現(xiàn)代口語沒有“是”字了，除了用作動詞。過去也只有下屬對上司，以及官派的小輩對長輩與主仆間（一概限男性）才稱是。現(xiàn)在都是答應“噢”。

作肯定解的“噯”有時候與“sg”同音“愛”，但是更多的時候音“a”，與“唯”押韻。“噢”與“諾”押韻。“噯，噯，”

“噢，噢，”極可能就是古人的唯唯諾諾，不過今人略去子音，只保留母音，減少嘴唇的動作，省力得多。

“哎”與“噯”相通，而筆畫較簡，抄寫較便。“噯”

“哎”還有可說，改“唉”就費解了，“唉”是嘆息聲。

《太太萬歲》中太太的弟弟與小姑一見傾心，小姑當著人就流露出對他關切，要他以后不要乘飛機——危險。他回答：“好吧。哼哼！嘿嘿！”怎么哼哼冷笑起來？

此處大概是導演在對白中插入一聲閉著嘴的輕微的笑聲，略似“唔哼！”禮貌地，但是心滿意足地，而且畢竟還是笑出聲來。“嘿嘿！”想必，一時找不到更像的象音的字，就給添上“哼哼！”二字，標明節(jié)拍。當場指點，當然沒錯，抄入劇本就使人莫名其妙了。

對白本一切從簡，本就要求讀者付出太多的心力，去揣摩想象略掉的動作表情與場景。

哪還經得起再亂用語助詞，又有整句整段漏抄的，常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在我看來實在有點傷心慘目，不然也不值得加上這么些個說明。

（一九八九年九月）

草　爐　餅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里面寫到一個節(jié)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于打破了。

二次大戰(zhàn)上海淪陷后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

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干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黃昏才出現(xiàn)，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夫，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著吃——最便當?shù)谋惝敗?

戰(zhàn)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我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么樣子。”

“現(xiàn)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里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干燥的？

《八千歲》里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么厚的大餅是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里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fā)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zhàn)后就絕跡了。似乎戰(zhàn)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換著的籃子里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只。白布洗成了勻凈的深灰色，看著有點惡心。

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仿佛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不太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cron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jiān)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xiāng)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著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褐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么個“墨半濃”

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的條子，似乎本來的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那么一只籃子，怎么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只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里全是住宅區(qū)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占，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xiāng)下人為了現(xiàn)在鄉(xiāng)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于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里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么一剎那，此后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嘈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

姑姑有一天終于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撂，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托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干敷敷的吃不出什么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

（一九九○年二月）

蘇青、張愛玲對談錄——關于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對談者：蘇青、張愛玲時　間：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地　點：上海。張愛玲女士寓前言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無疑地是張愛玲和蘇青。她們都以自己周圍的題材來從事寫作，也就是說，她們所寫的都是她們自己的事。由女人來寫女人，自然最適當，尤其可貴的，似乎在她們兩位的文章里，都代表當前中國知識婦女的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就是在她們個人的談話中，記者也常可以聽到她們關于婦女問題的許多獨特的見解，因此本社特約蘇張兩女士舉行對談，而以當前中國的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為對談題材。對談的結果非常好，更難得的是她們兩位對于記者所問的，都提供了坦白的答案。記者愿意在這里向讀者們鄭重介紹以下的對談記錄，并向參加對談的蘇張兩君表示謝意。

記　者：今天預定對談的是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承蒙你們二位準時出席，非常感謝。今天對談的題目范圍甚廣，我想先從婦女職業(yè)問題談起吧！蘇青女士已從家庭婦女變成了職業(yè)婦女，同時在蘇女士的文章里似乎時常說職業(yè)婦女處處吃虧，這樣說來，蘇女士是不是主張婦女應該回到閨房里去的？

蘇　青：婦女應不應該就職或是回到家庭去，我不敢作一定論。不過照現(xiàn)在的情形看，職業(yè)婦女實在太苦了，萬不及家庭婦女那么舒服。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時候，總以為職業(yè)婦女是神圣的，待在家庭里是難為情的，便是結婚以后，還以為留在家里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并不是向上性的，現(xiàn)在做了幾年職業(yè)婦女，雖然所就的職業(yè)不能算困苦，可是總感到職業(yè)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現(xiàn)在大多數(shù)的職業(yè)婦女也并不能完全養(yǎng)活自己，更不用說全家了，僅是貼補家用或是個人零用而已，而外界風氣也有轉變（可以說是退潮的時期），對之并不感到如何神圣而予以尊視，故目下我們只聽到職業(yè)婦女嫁人而沒有聽到嫁了人的婦女自愿無故放棄家庭去就職。這實在是職業(yè)婦女最大的悲哀。

記　者：所謂職業(yè)婦女的痛苦是不是指工作的辛苦？

職業(yè)婦女的苦悶蘇　青：是呀，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職業(yè)婦女，除了天天出去辦公外，還得兼做抱小孩子洗尿巾、生煤球爐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里事務都可以交給妻子，因此職業(yè)婦女太辛苦了，再者，社會人士對于職業(yè)婦女又決不會因為她是女人而加以原諒的，譬如女人去經商，男人們還是要千方百計賺她的錢，搶她的帽子，想來的確很痛苦。還要顧到家庭，的確很辛苦。

張愛玲：不過我覺得，社會上人心險惡，那本來是這樣的，那是真實。如果因為家庭里的空氣甜甜蜜蜜，是一個比較舒適的小天地，所以說家里比社會上好，那不是有點像逃避現(xiàn)實么？

蘇　青：從感情上講，在家里受了氣，似乎無關緊要，一會兒就恢復了，但在社會上受了氣，心里便覺得非常難過，決不會容易忘懷的。

張愛玲：噯，真的！有一次我看見個阿媽打她的小孩子，小孩子大哭，阿媽說：“不許哭！”他抽抽噎噎，漸漸靜下來了。母子之間，僵了一會，他慢慢地又忘了剛才那一幕。“姆媽”這樣，“姆媽”那樣，問長問短起來。鬧過一場，感情像經過水洗的一樣。骨肉至親到底是兩樣的。

蘇　青：不知怎樣，在家里即使吃了虧，似乎可以寬恕，在社會上吃了虧，就記得很牢。

張愛玲：我并不是根據這一點就主張女子應當?shù)缴鐣先ィ粦斄粼诩彝ダ铩Ｎ也贿^是說：如果因為社會上人心壞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現(xiàn)實。

記　者：你們所謂“人心險惡”，恐怕不過是女性方面的看法，以男性來說，他們是必須要到社會上去的，因為要生活。而女性則不然，因為她們還有一個家庭可以作逋逃藪，像男人就無法逃回家庭去，女人因為還有家庭可回，所以覺得人心太險惡了。其實社會人心的險惡，向來如此，男性是一向遭遇慣了的。職業(yè)女性的吃虧恐怕還是由于社會輕視女性的見地，但是女性也有占便宜處，像跑單幫女人就處處占便宜。我想請問一問，就是婦女應不應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