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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這么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詩人之寫詩，純粹出于自然，腦子里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xué)校教育卻極力地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yīng)。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確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者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

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輿論對于左翼文學(xué)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斗爭的大屠殺。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態(tài)，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里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罷。固然，大家都抱怨著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地說怎么苦怎么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么？”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那么，說人家所要聽的罷。大家愿意聽些什么呢？越軟性越好——換言之，越穢褻越好么？這是一個很普遍的錯誤觀念。我們拿《紅樓夢》與《金瓶梅》來打比方罷。拋開二者的文學(xué)價值不講——大眾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學(xué)價值的——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只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銷路廣的小說，家傳戶誦的也不是“香艷熱情”的，而是那溫婉，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所以穢褻不穢褻這一層倒是不成問題的。

低級趣味不得與色情趣味混作一談，可是在廣大的人群中，低級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論的事實。文章是寫給大家看的，單靠一兩個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范圍的限制。

作者們感到曲高和寡的苦悶，有意地去迎合低級趣味。存心迎合低級趣味的人，多半是自處甚高，不把讀者看在眼里，這就種下了失敗的根。既不相信他們那一套，又要利用他們那一套為號召，結(jié)果是有他們的淺薄而沒有他們的真摯。讀者們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覺得了。

要低級趣味，非得從里面打出來。我們不必把人我之間劃上這么清楚的界限。我們自己也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說，也喜歡聽明皇的秘史。將自己歸入讀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給他們什么，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么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著扭捏地說：“恐怕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罷？”那不過是推諉。作者可以盡量給他所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所能拿的。

像《紅樓夢》大多數(shù)人于一生之中總看過幾遍。就我自己說，八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只看見一點熱鬧，以后每隔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fēng)格，筆觸，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現(xiàn)在再看，只看見人與人之間感應(yīng)的煩惱。——個人的欣賞能力有限，而《紅樓夢》永遠(yuǎn)是“要一奉十”的。

“要一奉十”不過是一種理想，一種標(biāo)準(zhǔn)。我們還是實際化一點，談?wù)剬懶≌f的甘苦罷。寫小說，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夠痛痛快快哭一聲，倒又好了，無奈我所寫的悲哀往往是屬于“如匪浣衣”的一種。（拙作《傾城之戀》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詩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據(jù)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如匪浣衣”那一個譬喻，我尤其喜歡。

堆在盆旁的臟衣服的氣味，恐怕不是男性讀者們所能領(lǐng)略的罷？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江南的人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心里很‘霧數(shù)’。”（“霧數(shù)”二字，國語里似乎沒有相等的名詞。）

是個故事，就得有點戲劇性。戲劇就是沖突，就是磨難，就是麻煩。就連p。g。wodehouse那樣的滑稽小說，也得把主人翁一步一步誘入煩惱叢中，愈陷愈深，然后再把他弄出來。快樂這東西是缺乏興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樂，所以沒有一出戲能夠用快樂為題材。像《浮生六記》，《閨房記樂》與《閑情記趣》是根本不便搬上舞臺的，無怪話劇里的拍臺拍凳自怨自艾的沈三白有點失了真。

寫小說，是為自己制造愁煩。我寫小說，每一篇總是寫到某一個地方便覺得不能寫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做的《年青的時候》，剛剛吃力地越過了阻礙，正可以順流而下，放手寫去，故事已經(jīng)完了。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做主的。

人生恐怕就是這樣的罷？生命即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了好。麻煩剛剛完了，人也完了。

寫這篇東西的動機(jī)本是發(fā)牢騷，中間還是兢兢業(yè)業(yè)地說了些玩話。一班文人何以甘心情愿守在“文字獄”里面呢？我想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文字的韻味。譬如說，我們家里有一雙舊式的朱漆皮箱，在箱蓋里面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幾行字，印成方塊形：“高州鐘同濟(jì)　鋪在粵東省城城隍廟左便舊倉巷開張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發(fā)客貴客光顧請認(rèn)招牌為記主固不誤光緒　十五年”

我立在凳子上，手撐著箱子蓋看了兩遍，因為喜歡的緣故，把它抄了下來。還有麻油店的橫額大匾“自造小磨麻油衛(wèi)生麻醬白花生醬提尖錫糖批發(fā)”。雖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們也像是隔了一層，略有點神秘。

然而我最喜歡的還是申曲里的幾句套語：“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下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zhí)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

照例這是當(dāng)朝宰相或是兵部尚書所唱，接著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種種問題。若是夫人所唱，便接著“老身”的自敘。不論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們具有同一種的宇宙觀——多么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文官執(zhí)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思之令人淚落。

（一九四四年四月）

童言無忌從前人家過年，墻上貼著“抬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子。這里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并沒有什么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說說自己的事罷了。小學(xué)生下學(xué)回來，興奮地敘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xué)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說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于搭碴，也由著他說。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xiàn)象之悲哀，從此對于自說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xiàn)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后思量，總覺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煩了。當(dāng)真憋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說，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干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yè)，然后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xiàn)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fā)不可復(fù)制，一定比誰都嘮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xué)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于自己過份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當(dāng)：“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并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不知道“抓周”這風(fēng)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只漆盤里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薯。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fā)現(xiàn)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后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tài)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立面去。因此，一學(xué)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jīng)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里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xué)費，醫(y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里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歲我沒有單獨到店里買過東西，沒有習(xí)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lǐng)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車夫把我認(rèn)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里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xué)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jì)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對于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yīng)當(dāng)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chǎn)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guān)于職業(yè)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里每一樣?xùn)|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么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yǎng)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負(fù)氣罷？

到現(xiàn)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于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后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諦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jī)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遼遠(yuǎn)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lǐng)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fù)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yán)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yè)。“學(xué)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tǒng)治階級吃飯的，現(xiàn)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志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雇主，不那么反復(fù)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dāng)然情愿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yù)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么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里去找尋靈感。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xiàn)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xiàn)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tài)度罷？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稱了菜裝進(jìn)我的網(wǎng)袋的時候，把網(wǎng)袋的絆子銜在嘴里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自己發(fā)現(xiàn)與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jìn)步，也說不出是為什么。

穿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lán)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jìn)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愿。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jīng)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tuán)，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他老棉鞋里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jīng)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rèn)為是終身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統(tǒng)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yuǎn)不能忘記一件暗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jīng)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xué)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xué)畢業(yè)后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xué)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xù)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xué)，后來得了兩個獎學(xué)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diào)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xué)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guī)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圣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婦宋惠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lán)綢與她做裙子。

現(xiàn)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lán)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jīng)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復(fù)雜的調(diào)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伙一卷一卷慢慢地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jié)果什么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其繁復(fù)，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鑒賞：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jié)了一層綠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yīng)當(dāng)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著風(fēng)雷。還有一種絲質(zhì)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畫銀鉤，像中世紀(jì)禮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zhì)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hù)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艷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里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　gogh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qiáng)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制的戲劇氣氛里，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yuǎn)穿著雨衣，打著傘，嚴(yán)嚴(yán)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個套子。）

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后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后知道愛；我們對于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于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xué)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dāng)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jì)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舍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并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