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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看人，人不免要回看，便不能從容地觀察他們。要使他們服服貼貼被看而不敢回看一眼，卻也容易。世上很少“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落；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的人物。普通人都有這點自知之明，因此禁不起你幾次三番迅疾地從頭至腳一打量，他們或她們便混身不得勁，垂下眼去。還有一個辦法，只消凝視他們的腳，就足以使他們驚惶失措。他們的襪子穿反了么？鞋子是否看得出來是假皮所制？腳有點外八字？里八字？小時候聽合肥老媽子敘述鄉下打狼的經驗，說狼這東西是“銅頭鐵背麻秸腿”，因此頭部與背部全都富于抵抗力，唯有四條腿不中用。人類的心理上的弱點似乎也集中在下肢上。

附近有個軍營，朝朝暮暮努力地學吹喇叭，迄今很少進步。照說那是一種苦惱的，磨人的聲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討厭。偉大的音樂是遺世獨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藝里，那終日紛呶的，疲乏的“人的成份”能夠獲得片刻的休息。在不純熟的手藝里，有掙扎，有焦愁，有慌亂，有冒險，所以“人的成份”特別的濃厚。我喜歡它，便是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初學拉胡琴的音調，也是如此。聽好手拉胡琴，我也喜歡聽他調弦子的時候，試探的，斷續的咿啞。初學拉凡啞林，卻是例外。那尖利的，鋸齒形的聲浪，實在太像殺雞了。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馬路上走，聽見炒白果的歌：“香又香來糯又糯，”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唱來還有點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條黑沉沉的長街，那孩子守著鍋，蹲踞在地上，滿懷的火光。

（一九四四年一月）

必也正名乎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可是我對于人名實在是非常感到興趣的。

為人取名字是一種輕便的，小規模的創造。舊時代的祖父，冬天兩腳擱在腳爐上，吸著水煙，為新添的孫兒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門楣；叫他祖蔭，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記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點六月的池塘的顏色。除了小說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實的（往往適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種需要，一種缺乏。窮人十有九個叫金貴，阿富，大有）。但是無論如何，名字是與一個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個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種創造。

我喜歡替人取名字，雖然我還沒有機會實行過。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鄉下的塾師有這權利。除了他們，就數買丫頭的老爺太太與舞女大班了。可惜這些人每每敷衍塞責；因為有例可援，小孩該叫毛頭，二毛頭，三毛頭，丫頭該叫如意，舞女該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爺與耶穌教的牧師也給受洗禮的嬰兒取名字，（想必這是他們的職司中最有興趣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永遠跳不出喬治，瑪麗，伊麗莎白的圈子。我曾經收集過二三百個英國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這里了，縱有遺漏也不多。習俗相沿，不得不從那有限的民間傳說與宗教史中選擇名字，以致于到處碰見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厭煩的事！有個老笑話：一個人翻遍了圣經，想找一個別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揚揚告訴牧師，決定用一個從來沒人用過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們中國人，有整個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們搜尋兩個適當的字來代表我們自己，有這么豐富的選擇范圍，而仍舊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靜，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適當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淵雅，大方。好處全在造成一種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

我看報喜歡看分類廣告與球賽，貸學金，小本貸金的名單，常常在那里找到許多現成的好名字。譬如說“柴鳳英”，“茅以儉”，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儉的酸寒，自不必說，柴鳳英不但是一個標準的小家碧玉，仿佛還有一個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動著。在不久的將來我希望我能夠寫篇小說，用柴鳳英作主角。

有人說，名字不過符號而已，沒有多大意義。在紙面上擁護這一說者頗多，可是他們自己也還是使用著精心結構的筆名。當然這不過是人之常情。誰不愿意出眾一點？即使在理想化的未來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編上號碼，除了號碼之外沒有其他的名字，每一個數目字還是脫不了它獨特的韻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顯得老實。張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調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樸訥的姊姊。《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謹愿的田二姑娘。

符號運動雖不能徹底推行，不失為一種合理化的反響，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實在是過于復雜，一下地就有乳名。從前人的乳名頗為考究，并不像現在一般用“囝囝”“寶寶”來搪塞。

乳名是大多數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為既不上學，就用不著堂皇的“學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為“張門李氏”了。關于女人的一切，都帶點秘密性質，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輕易告訴人。在香奩詩詞里我們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當著人喚出妻的小名，是被認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嬌嗔。

男孩的學名，恭楷寫在開蒙的書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親師可以呼喚。他另有一個較灑脫的“字”，供朋友們與平輩的親族使用。他另有一個備而不用的別名。至于別號，那更是漫無限制的了。買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換一個別號，把那古董的名目嵌進去。搬個家，又換個別號。捧一個女戲子，又換一個別號。本來，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種心境，名字為什么不能隨時隨地跟著變幻的心情而轉移？

《兒女英雄傳》里的安公子有一位“東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東屋題了個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爺看見了，大為不悅，認為有風花雪月玩物喪志的嫌疑。讀到這一段，我們大都憤憤不平，覺得舊家庭的專制，真是無孔不入，兒子取個無傷大雅的別號，父親也要干涉，何況這別號的命意充其量不過是欣賞自己的老婆，更何況這兩個老婆都是父親給他娶的？然而從另一觀點看來，我還是和安老爺表同情的。多取別號畢竟是近于無聊。

我們若從事于基本分析，為什么一個人要有幾個名字呢？

因為一個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個人，父母心目中的他與辦公室西崽所見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離不同。有人喜歡在四壁與天花板上鑲滿了鏡子，時時刻刻從不同的角度端相他自己，百看不厭。多取名字，也是同樣的自我的膨脹。

像這一類的自我的膨脹，既于他人無礙，何妨用以自娛？

雖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浪費，我們中國人素來是傾向于美的糜費的。

可是如果我們希望外界對于我們的名字發生興趣的話，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許我們以為一個讀者看到我們最新的化名的時候，會說：“哦，公羊浣，他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用的是臧孫污蟲柬的名字，在xx雜志投稿的時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蓮，櫻淵也是他，有人說斷黛也是他。在xx報上他叫東方髦只。編婦女刊物的時候他暫時女性化起來，改名藺煙嬋，又叫女s範。”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記這一切，尚且是希望過奢，何況是個文*耍*一個人，做他自己份內的事，得到他份內的一點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動了，也就被忘懷了。社會的記憶力不很強，那也是理所當然，誰也沒有權利可抱怨大家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正多著呢！

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與我同名的人有兩個之多，也并沒有人覺得我們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級趣味。中國先生點名點到我，從來沒有讀過白字；外國先生讀到“伍婉云”之類的名字每覺異常吃力，舌頭仿佛卷起來打個蝴蝶結，念起我的名字卻是立即朗朗上口。這是很慈悲的事。

現在我開始感到我應當對我的名字發生不滿了。為什么不另挑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于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

仿佛有誰說過：文壇登龍術的第一步是取一個煒麗觸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么？

中國是文字國。皇帝遇著不順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國運漸趨好轉。本來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慶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結束。對于字眼兒的過份的信任，是我們的特征。

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聽，太順口了。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

話又說回來了。要做俗人，先從一個俗氣的名字著手，依舊還是“字眼兒崇拜”。也許我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戀戀于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著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寫入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著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瑛，張瑛兩個字嗡嗡地不甚響亮。她支著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愿意改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

燼　余　錄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于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愿，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里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系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于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躋于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斗爭。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不同的場合需要的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后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灰布棉袍，對于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后再度相見，她已經剪短了頭發，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尸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里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并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只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么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干練了。戰爭對于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于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于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芙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寨的時候，艾芙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芙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里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時吃得特別的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撙節，試行配給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癥。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啪啪”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里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于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里，心里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讓。——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么，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里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凈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淺淺的太陽，電車里面，也是太陽——單只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么？可是，與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么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并沒死，炸彈落在對街。

一個大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伙被抬進來了，褲子卷上去，稍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注意集中點。門洞子里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里！開門！開門！”不怪里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氣的直罵“沒人心”，到底里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入。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里的箱籠，過后是否短了幾只，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被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黃昏后回到軍營里去，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么，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畫的先后）

，愛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磁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發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暗敗的藍a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盡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著*恢閶蹋偉逅頻囊簧弦幌攏墑僑匆膊輝湎呂礎q痰僮鈾呈窒虼巴庖凰Γ優釧傻鑷芊5戲曬苡兇嘔鸕奈o鍘*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章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十分滑稽。我們從他那里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里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于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

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圍城中種種設施之糟與亂，已經有好些人說在我頭里了。

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氣管失修，堆積如山的牛肉，寧可眼看著它腐爛，不肯拿出來。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與黃豆，沒有油，沒有燃料。各處的防空機關只忙著爭柴爭米，設法喂養手下的人員，哪兒有閑工夫去照料炸彈？接連兩天我什么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受點委屈也是該當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里，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里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于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