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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心狠，”他站著望著她微笑。“我也是的——就喜歡心狠的女人。”他又伸手去拉她的手，一面笑著答應著：“我走。馬上就走。”

她不相信他，但是要照他這樣說，她受的苦都沒白受，至少有個緣故，有一種幽幽的宗教性的光照亮了過去這些年。她的頭低了下去，像個不信佛的人在廟里也雙手合十，因為燒著檀香，古老的鐘在敲著。她的眼睛不能看著他的眼睛，怕兩邊都是假裝，但是她兩只冰冷的手握在他手里是真的。他的手指這樣瘦，奇怪，這樣陌生。兩個人都還在這兒，雖然大半輩子已經過去了。

“不要給人聽見了。”他去關門。

她不能坐在那里等他。她站起來擋他。叫傭人看見門關著還得了？也糟踏了剛才那點。

她要在新發現的過去里耽擱一會，她需要時間吸收它。

他們掙扎著，像縫在一起一樣，他的手臂插在她袖子里。

“你瘋了。”

“我們有筆帳要算。年數太多了。你欠我的太多，我也欠你太多。”

她一聽見這話，眼淚都涌了上來堵住了喉嚨。她被他推倒在紅木炕床上，耳環的栓子戳著一邊臉頰，大理石扶手上圓滾滾的紅木框子在腦后硬梆梆頂上來。沒有時間，從來沒有。

四周看守得這樣嚴，難怪戲上與彈詞里的情人，好容易到了一起，往往就像貓狗一樣立即交尾起來，也是為情勢所迫。尤其是他們倆，除非現在馬上，不然決不會再約會在一個較妥當的地方。他們中間隔的事情太多了，無論怎么解釋也是白說。

她仍舊拼命支撐著，仿佛她對他的抵抗力終于找到了一個焦點，這些年來的積恨，使她寧可任何男人也不要。他搶奪著的褲帶在她腰間勒出一道狹窄的紅痕，是看得見的邊界。

他壓著她的手，整個身體的重量支在一個肘彎上，弓著身來扯下自己的褲子，胳膊肘子杵痛了她。她同時可以感到房間外面的危險越來越大，等于極大的壓力加在一個火柴盒上，一個玻璃泡上。他們頭上有個玻璃罩子扣下來，比房間小，罩住里面搶蝦似的掙扎。有人在那里看——也許連他也在看。她的手腕碰著炕床上攤著的皮袍子，毛茸茸的，一種神秘的獸的恐怖，使她不知道哪里來的一股子勁，一下子摔開了他，也沒有來得及透口氣，一站起來就聽見外面的人聲，先還當是耳朵里的血潮嗡嗡的巨響。

是做成的圈套，她心里想。他也聽見了。她不等他來拉她，趕緊去開門。沒開門，先摸摸頭發，拉拉衣服。把門一開，還好，外面沒人。也說不定沒給人看見門關著。

王吉的聲音在廚房里大聲理論。

“王吉！什么事？”她叫了聲。

“有人找三爺。”

兩個人在昏暗的穿堂里直走進來，都帶著尖頂瓜皮帽，耳朵鼻子凍得通紅，黑嗶嘰袍子，肩膀上的雪像灑著鹽一樣。

“這是你們太太？”有一個問王吉，他跟在他們后面。

“王吉你怎么這樣糊涂，晚上怎么放生人進來？”

“我直擋著——”他說。

“我們跟三爺來的，請三爺出來。”

她不理他們。“叫他們出去等著。年底，晚上門戶還不小心點，不認識的人讓他們直闖進來？”

“三爺來了！”兩個都叫起來。“嚇呀，三爺，叫我們等得好苦，下這么大雪。”“凍僵了，腳也站酸了，一個在門前，一個在門后，一步都不敢走開，等到這個時候飯也沒吃。”“當你走了，都急死了，叫我們回去怎么交代？”

“噯，你們外邊等著，”三爺一只手拉著一個，送他們出去。“外邊等著，我馬上就來。去叫黃包車，先坐上等著，我就來。”

“噯，三爺，這好意思的？”他們正色和他理論著。“好容易剛找到你，又把我們攆出去，下這么大雪。”

“什么人？”她這話不是問任何一個人。

“我們跟三爺來的，三爺跟我們號里有筆帳沒清。這位翁先生是元豐錢莊的。”

“我們也是沒辦法。”翁先生說，“年底錢緊，到三爺府上去，見不到他，樓底下好些收帳的，都帶著鋪蓋住在那里，我們只好也打地鋪。等了好些天，今天三爺下來，答應出去想辦法，大家公推我們倆跟著去。”

“好了好了，你們現在知道我在這兒，沒溜，這可不是我家，你們不能在這兒鬧，你們先走一步，我馬上就來。”

“三爺不要叫我們為難了，要走大家一塊走。苦差使，沒辦法，三爺最體諒人的。”

“都給我滾，”她說，“再不走叫警察了。這時候硬沖到人家家里來，知道他們是什么人？王吉去叫警察！”

“出去出去，”王吉說，“我們太太說話了。”

三爺把手臂兜在他們肩膀上推送著，一面附耳說話。他們仍舊懇求著：“三爺再明白也沒有，我們的苦處三爺有什么不知道。我們回去沒有個交代，還不當我們得了三爺什么好處，放三爺走了？”

她岔進來說：“你們到別處去講，這兒不是茶館。別人欠你們的錢，我們不欠你們的錢，怎么不管白天晚上就這么跑進來。還賴著不走？”

“二嫂，”他第一次轉過臉來對著她，被她打了個嘴巴。他正要還手，王吉拚命拉著他，低聲求告著：“三爺。三爺。”

兩個債主摸不著頭腦，也拉著他勸：“好了好了，三爺，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

他隔著他們望著她。“好，你小心點。小心我跟你算帳。”

他走了，后面跟著那兩個人和王吉。她不愿意上去，樓上那些老媽子。她回到客廳里，燈光仿佛特別亮，花香混合著香煙氣。一副酒闌人散的神氣。王吉不會進來的。她沒有走近火爐。里面隱隱的轟隆一聲響。是燒斷的木柴坍塌聲。爐上的小窗戶望進去，是一間空明的紅色房間，里面什么都沒有。

她站了一會，桌上那瓶酒是預備給他帶回去的。她拔出瓶塞，就著瓶口喝了一口。玫瑰花全都擠在酒面上，幾乎流不出來。有點苦澀，糖都在瓶底。鬧年鑼鼓還在嗆嗆嗆敲著。

十二

老二房的公愚大老爺六十歲生日做壽，有堂會。現在上海這樣大做生日的，差不多只有大流氓。在姚家這圈子里似乎不大得體。雖然大家不提這些，到底清朝亡了國了，說得上家愁國恨。托庇在外國租界上，二十年來內地老是不太平，親戚們見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錢來不了。做生意外行，蝕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萬利，總覺得不值得。政界當然不行，成了投降資敵，敗壞家聲。其實現在大家都是銀娣說的，一個寡婦守著兩個死錢過日子，只有出沒有進。有錢的也不花在這些排場上，九老太爺是第一個大闊人，每年都到杭州去避壽。

“老太爺興致真好。”大家背后提起來都帶著酸溜溜的微笑。

“說是兒子們一定要替他熱鬧一下。”

“當然總說是兒子。”

“你去不去？”

仿佛是意外的問題，使對方頓了一頓，有點窘，又咕嚕了一聲：“去呀，去捧場。你去不去？”

仍舊像是出人意料，把對方也問住了，馬上掉過眼睛望到別處去，嘴里嗡隆了一聲，避免正面答復。

誰肯不去？四大名旦倒有兩個特為從北京來唱這臺戲，在粉紅的戲碼單上也不爭排名。

戲臺搭在天井里蘆席棚底下，點著大汽油燈。女眷坐在樓上，三面陽臺，欄桿上一串電燈泡，是個珠項圈，圍在所有的臉底下，漂亮的馬上紅紅白白躍入眼底。銀娣在這些時髦人堆里幾乎失蹤了。剛過四十歲的人，打扮得像個內地小城市的老太太，也帶著幾件不觸目的首飾，總之叫人無法挑眼。但是她下意識地給補償上了，熱熱鬧鬧大聲招呼熟人，幾乎完全不帶笑容，坐下來又發表意見：

“哦，現在旗袍又興長了，袖子可越來越短。不是變長就是變短，從來沒個安靜日子，怎么怪不打仗？幾時袍子袖子都不長不短，一定天下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