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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二月的第一天。

天氣還是冷，但比前些日子好了很多。

雪早就化了，路面上干干爽爽的，陽光從云層的縫隙里漏下來，照在身上有一種薄薄的、不太認真的暖意。

杜笍出門買菜。

她每周出去兩次，去附近的菜市場，買夠兩三天用的食材。

余藝的嘴挑剔得令人發指，但她發現只要食材夠新鮮、做法夠講究，他其實能安安靜靜地把一整碗飯吃完，不罵人，不挑刺，乖得像換了一個人。

她記住了這個規律，買菜的時候會花很多時間挑揀，魚要活蹦亂跳的，蝦要個頭均勻的，青菜要顏色翠綠沒有黃葉的——菜攤的老板娘已經認識她了，每次看到她都會主動把最新鮮的那把菜遞過來。

她從菜市場出來的時候，左手提著一袋魚，右手提著一袋青菜和豆腐，沿著馬路牙子往回走。

陽光把她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投在人行道的方磚上，像一個沉默的、不肯消散的墨痕。

然后她聽見了一個聲音。

“笍笍！”

那個聲音不大，甚至可以說是試探性的、小心翼翼的，像一顆石子被投進水里，帶著一種不確定會不會得到回應的忐忑。

但杜笍的身體在聽到那個聲音的瞬間就僵住了——不是害怕，而是一種更復雜的、更深層的、像是被人從背后猛地推了一下似的本能反應，胃里有什么東西在翻涌，嗓子發緊，手指不自覺地收緊了塑料袋的提手。

她轉過身。

馬路對面站著一個男人。

五十多歲，頭發花白，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夾克，腳上是一雙灰撲撲的運動鞋。

他的臉上溝壑縱橫，皮膚被曬成了不健康的紅褐色，眼角往下耷拉著，嘴唇很薄，抿起來的時候像一條線。

那雙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樣，眼型狹長，瞳色漆黑，看人的時候帶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介于審視和躲閃之間的東西。

杜笍已經有三年沒有見過這個人了。

上一次見面是在她十八歲生日那天。

她把自己攢了兩年的錢——做家教、在奶茶店打工、拿獎學金，一塊一塊攢下來的——摞在那個男人的茶幾上，說：“這是你養我十八年的錢，連本帶利，一分不少。從今天起，你不是我爸，我不是你女兒。”

她說完轉身就走了，走的時候沒有回頭，那個男人在她身后喊了一聲她的名字，那聲喊在樓道里回蕩了很久，像一個在空房間里滾來滾去的彈珠，最后在某個角落里停了下來，再也沒有響過。

現在那個彈珠又滾了回來。

“笍笍！”那個男人又叫了一聲，這次聲音大了一些，帶著一種用力過猛的、像是怕她聽不見又像是在表演給誰看的刻意。

他穿過馬路，腳步很快，幾乎是跑著過來的，夾克的下擺在風里撲撲地響。

杜笍站在原地，沒有動。

她只是安靜地站在那里，左手提著魚，右手提著菜，像一個剛買完東西準備回家做飯的普通年輕人，在路邊遇到了一個不太熟的、需要花兩秒鐘才能想起來是誰的遠房親戚。

男人在她面前站定，喘了兩口氣，然后笑了。

那個笑容是杜笍記憶里最熟悉的那種——嘴角往兩邊咧開，露出一排不太整齊的牙齒，眼角擠出深深的魚尾紋，看起來和藹可親、毫無攻擊性，像一個慈祥的、思念女兒的父親。

杜笍知道那個笑容底下藏著什么。

“好久不見了。”男人的聲音有些發顫，不知道是因為激動還是因為冷，“你長高了，也瘦了。在外面過得怎么樣？吃飯有沒有好好吃？你小時候就不愛好好吃飯，瘦得跟竹竿似的，我說過你多少次——”

“你來這里干什么？”杜笍打斷了他。

男人張了張嘴，臉上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又重新綻放開來，但這次的笑容明顯比剛才吃力了一些，像是在用力撐著一張隨時可能垮掉的面具。“我就是想看看你，”他說，“三年了，你一個電話都不給我打，我打你電話你也不接，我——”

“我換了號碼。”杜笍說，“我之前的號碼不用了。”

男人又被噎了一下。

他搓了搓手，目光從杜笍的臉上移開，落在地面上，又移回來，嘴唇翕動了幾下，像是在斟酌措辭。

那種神態杜笍也見過很多次，在他要開口要錢的時候。

“你過得應該挺好的吧？”男人的目光在杜笍身上掃了一圈——黑色的呢子大衣，深灰色的圍巾，腳上一雙不算便宜但也不是奢侈品的靴子——然后又飛快地收回來，像是怕自己的目光太貪婪會把人嚇跑，“我看你穿得不錯，應該是有穩定工作了？還是——”

“你想要什么？”杜笍又打斷了他。

這次男人沒有笑。他的嘴角往下撇了撇，眼神變得有些陰沉，那種慈祥的面具在臉上搖搖欲墜。

“你這孩子，怎么說話呢？”他的聲音變了，不再是之前那種小心翼翼的試探，而是帶上了一種更硬的、更接近本質的東西，“我是你爸，我來看你還需要理由嗎？”

杜笍沒有說話，只是看著他。

看這個男人的時候，她的目光里有一種更深的東西——不是恨，恨太濃烈了，她不想把這種濃烈浪費在他身上——而是一種更本質的、更徹底的、像對待一堆垃圾一樣的厭惡。

他是垃圾。不是比喻，是陳述。

他是一個在她六歲的時候就能當著她的面打她媽的男人，是一個在她媽終于受不了離婚跑了之后、把怒氣全部轉嫁到她身上的男人，是在她八歲的時候就能因為一碗飯不夠熱就掀翻桌子、把滾燙的湯潑在她手臂上的男人，是一個在她十二歲來月經的時候連買衛生巾的錢都不肯給、說“你找你媽要去”的男人。

她媽不要她了。

離婚之后，那個女人頭也不回地走了，再也沒有出現過。

杜笍后來聽過一些關于她的消息——改嫁了，去了南方，生了新的孩子。

那些消息像風吹過來的蒲公英，輕飄飄的，落在她心上，沒有生根，也沒有發芽，就那么停在那里，然后被后來的風吹走了。

杜笍從十二歲開始就學會了一個道理：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是一定靠得住的。靠得住的人只有自己。

她開始打工——小學畢業的那個暑假，她去菜市場幫人剝毛豆，一斤毛豆五毛錢，她剝了整整一個暑假，手指甲都裂開了，掙了不到兩百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