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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按正常思維，以患者地位之尊，絕不會有官員在賀表中膽敢寓含諷刺，更何況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繼地以生命作為代價諷刺他。這些事例典型地表現了患者的心態失衡，部分喪失了正常思維能力。在接二連三發生類似事件之后，禮部官員只好建議全國各地的賀表都用統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這個建議，可見患者有時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問題是一旦遇到這種情況，他就無法控制自己，只有殺人才能放心。

類似的事例還有，著名詩人高啟作《題宮女圖》詩，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患者以為是在譏刺他，鑒于高啟名氣之大，當時沒有發作，但心不能平，幾年后終于借細故把高啟腰斬于市。

還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訪，在街道上聽到一老年婦女和人說話，提到他時，不稱“皇上”而稱“老頭兒”。患者認為這是不滿自己統治的表現，回宮后令五城兵馬司把老婦居住的街區都殺光了，并且說：“張士誠占據東南，當地人如今還叫他‘張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頭兒’，真叫人活活氣煞。”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懷疑自己的統治能力，懷疑自己統治的正統性。其實，當時的百姓對他的統治還是滿意的，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過于自卑所致，因為古往今來，只有他這個皇帝出身赤貧。雖然患者在詔書中經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諱，但這其實是患者內心的一大塊不能揭開的瘡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別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則會遭到最強烈的報復。

以上這些事實，包括患者自述中對功臣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充分表明患者的極端自私、極度冷漠，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2.無端懷疑別人在搞陰謀，要傷害自己，因此過分警惕與防衛。

患者此癥狀表現得十分明顯。患者稱帝后，便時常懷疑別人要陷害自己，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經常無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學，即“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即位后，他熱衷于用特務手段來監視下屬，并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早在做農民軍領袖的時候，他派衛士何必到江西袁州偵察敵情，何必回來向他匯報后，他不相信，問：“汝到袁州有何為記？”何必答：“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后來攻占袁州后，他還專門檢查此事，檢查屬實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稱為“檢校”，專門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來都戴漆巾，門口掛牌額，“檢校”發現禮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覺，兵部門口不設巡警，就把睡覺者的頭巾和兵部門牌偷走，報告給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規定，禮部小吏從此不許戴漆巾，兵部不許掛牌額，以為懲戒，從此成了明朝制度。

患者還特別喜歡偵察別人的私生活，怕別人在背后議論自己。《國初事跡》載，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一張像，第二天患者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么生氣。“檢校”專門告人隱私，人人懼怕，患者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

雖然這樣監視，但是患者還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終還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五年（1382年）、十八年（1385年）、二十六年（1393年），制造了所謂“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前后誅殺了十一二萬人，將他認為能威脅到自己皇位的開國將領、文武官員和地方大戶全部殺光。其中絕大部分經事后核實，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純屬誤殺。

3.過分自尊，不擇手段追求權力，有強烈的出人頭地愿望。自我評價太高，認為自己一貫正確。事業上一般比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應敏捷，為人精明，思維周密，精力充沛。因從小經歷挫折較多，所以耐挫能力較常人強。患者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種以事業成功來彌補卑賤出身并報復早年所受傷害的潛意識，故對事業異常投入、執著，對其他事物，如娛樂、友情、家庭生活均無強烈興趣，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在十四個小時以上。他以鐵漢自詡，把自己的殘忍、無情當成超人的品質。為了事業，他多次背信棄義，比如殺害岳父郭子興的兒子郭天爵，殺害自己的大批戰友，甚至殺害自己的結發妻子李淑妃。

李淑妃是太子朱標的生母，為人明敏，據《西園見聞錄》、《明史·李淑妃傳》載，此人“事上有禮，撫下有恩，遇事有斷，內政悉委之”，可謂是患者的“賢內助”，在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職責。患者四子朱棣為謀帝位，曾拉攏利誘她，她委婉謝絕：“妾備位嬪妃，所任者，浣濯庖廚之責也，儲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傳為佳話。

洪武三十年（1397年），患者得了一場大病，以為自己將去世，因擔心歷史上母后臨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來，叫兄妹相見，說：“你跟隨我幾十年，朝夕在左右盡心盡力，所以叫你們兄妹相見，盡盡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這是賜自己死，遂上吊自殺。患者撫尸而哭，對其兄說：“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賢惠，只是人心難測，擔心她日后會演武后之禍，只得強抑自己的感情這樣做，以為朕寡恩薄德，此為天下也。”

在他看來，任何親人、朋友，都不過是事業的工具。他為自己能戰勝兒女私情，實行鐵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認為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賦較高，又極為投入，患者在事業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長了其自大的傾向。

實際上，在他的舉動中，有許多明顯的矛盾之處，他自己意識不到，別人也不敢指出來。這反映出他的一貫正確意識不可挑戰。比如他制定的《大誥》，一篇之中，對同一種犯罪的處罰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誥續編》第十二條規定：“非朝廷立法，閑民擅當干辦名色，官民皆梟于市。”就是說，基層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為官吏，任用者與被任用者皆斬。第十六條又規定：“濫設無籍之徒當干辦人，并有司官吏，族誅。”同一罪狀，又上升為族誅。第六十二條則規定：“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虐害吾民者，族誅……有司凌遲處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規定，則任性而為，幾乎無法執行。如，為了革除官吏擾民，禁止官吏下鄉，規定凡有“違旨下鄉，動擾于民，許民間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處以極刑”。而官吏如不下鄉，許多政事則根本無法辦理，下情不能上達。對此，解縉上書說：“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可謂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心里話。總而言之，錯全在他人，對總在自己。這就是患者的自我認識。

4.嫉妒心強，不愿看到別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從患者的行為推斷，他特別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這既與患者早年經常受富人欺壓有關，同時患者可能認為自己雖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滿焦慮、煩惱，整日勞心，沒有什么樂趣可言。患者個性刻板，沒有什么興趣愛好。年齡大了，身體每況愈下，覺得生活越來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整日豐衣美食、絲竹管弦，活得尤為滋潤，所以心中特別不平衡。因此，在歷朝歷代中，他給官員的俸祿最少，對官員最為刻薄。如果官員們只拿他規定的工資，那么連溫飽都解決不了，而貪污一旦被發現，則會受到最可怕的懲罰。

患者稱帝后的歷次大屠殺，不僅是因為“迫害妄想”，也是想踐踏他人的幸福。他對富人有一種天生的敵意。江南首富沈萬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墻，患者因嫉其富有，毫無道理地沒收沈氏的全部家財，發往極邊充軍。借四大案，隨意牽連地方富戶，僅僅吳江一縣就有千戶地主被抄家流放。《明史》形容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吳寬《匏翁家藏集》則載，有的地方，因為族誅過多，“鄰里殆空”，“一時富室或無一存焉”。

另據《明太祖實錄》，患者最看不慣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聽說京衛將士閑暇飲酒，他就將他們招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異常痛恨。《大誥》載，他曾頒旨，令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意違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云南。

5.對挫折和遭人拒絕過于敏感，對極小的侮辱、傷害不寬恕，耿耿于懷。對他人的過錯不予寬容，為人固執。

患者屠殺官吏富民可以解釋成是對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傷害的報復。

患者從其事業早期就極端強調紀律性，立法嚴苛，許多規定不合情理，錙銖必較，對違犯者毫不寬容，達到讓人難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規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請即將出征的傅有德，讓大將葉國珍陪他。席間，葉國珍讓妓女穿上雜色衣服，患者大發脾氣，叫壯士把葉國珍抓起來，同妓女一起鎖在馬廄里，并削去妓女鼻尖。葉國珍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囚？”患者說：“爾不遵我分別貴賤之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后來患者下令打了他數十鞭，“發瓜州做壩夫”。

患者登基之后，這種行為傾向更加明顯，稍有違者，必重罰不貸，于情理不顧。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為影響大而且深遠，所以我們組織了一個專家班子來進行會診。專家組的成員有：張宏杰，本咨詢報告執筆者。

卡倫·霍爾奈，女，德國心理學家，1932年移居美國，1941年創立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受輕視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爾奈的情人，德國心理學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學派中獨樹一幟，影響較大。

專家組與患者通過漫談方式，尋找病因。

卡倫：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隱藏在早期生活經歷之中。一個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時期形成的。偏執型人格障礙通常都經歷過特別嚴酷的童年，那時他們遭遇過極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視以及明目張膽的虛偽。就像在集中營中長大的人一樣，他們沒有被環境壓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鐵石心腸。童年時，他們可能進行過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嘗試，去贏得愛、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無結果，于是他們終生封閉了對所有溫情的需要。他們鄙視溫情，沒有取悅他人的動機，并能夠毫無顧忌地發泄殘忍的能量。對于“愛和關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圖謀報復性勝利的沖動。他們是為“那個算總賬的日子”而活著的：到那一天，他們將證明自己高人一等，使那些傷害過他的人通通嘗到痛苦。這種人夢想成為英雄。其實，我愿意稱這種人格為傲慢報復型人格。

張宏杰：卡倫雖然對朱先生的人生經歷一點兒也不了解，卻推斷出他有一個“嚴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憶一下童年嗎？

朱元璋：小時候的事我一直不愛去想。剛才這位女大夫的話我沒全聽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的確是高人啊，說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歷元年（1328年）出生的，上頭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歲，娘四十二歲，其實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窮啊，多一張嘴就多一份煎熬。懷上就懷上了，也沒誰當回事。生我那天，正值種小麥，娘頭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飯，喂了雞鴨，又忙著往地里趕，走到村頭二郎廟時，肚子痛，便進廟把我生下來。生完我后，娘把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兒了。

我打小沒享過一天福。家里窮啊，那日子全是受罪過來的。我祖上是江北沛縣，爺爺的太爺那輩就窮得站不住腳，搬家逃荒，幾輩子盡搬家了。生人生戶，到哪兒都受欺負。從沛縣到江南，又從江南回江北，光我爹這一輩，就從句容到泗州，又到靈璧，又到虹縣，又到鐘離，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為啥哩？總是佃人地種，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兒，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戶就加租奪佃，只好拉家帶口另尋活路。我爹是個臉面人，不信命，一輩子沒偷過一天懶，就是勒緊褲帶苦干，一輩子也沒斷了發家的念頭，誰想卻是搬了一輩子家，臨死連口棺材也沒有。

我一生下來，家里連塊裹身子的布都沒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時撈了塊破綢子，才為我裹了身子。[1]從小到大，我沒吃過幾頓肉，沒穿過一件新衣服，十六歲以前沒穿過鞋。別人都吃過了，剩一口給我，別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給我。沒懂事前，沒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剛剛懂事，就成天干活兒，早起拾糞，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還要編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覺。一是爹管教得嚴。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貪玩偷懶，見到了就是一頓巴掌，沒好沒歹。再一個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看著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掙命，不易呀，想幫他們分分憂。

從小沒人疼過我。窮，再加上孩子多，爹媽顧不上我。記得八歲那年，我大病一場，發寒熱，一會兒像火燒，一會兒像掉進冰窖，家里請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著。正是農忙時候，誰也騰不出手來照顧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床被子，冷了自己蓋被子，熱了就喝水。一個人躺在那兒，其實就是等死啊！幸好我命大，活過來了。

張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嗎？

朱元璋：不恨，他們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來我已知足了。他們是喜歡我的，因我自小腦筋好使，他們送我讀了兩個月的私塾哩。我讀書聰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著如果我生在富貴人家也能考個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實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兒。

我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戶。那些大戶，真是狠如毒蝎啊！我們一家人苦熬苦做，都被他們剝削去了。記得十歲那年，二哥娶親，家里花銷大，交不起租。臘月里，大戶王勝領著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過冬的一斗半麥子搶走了，把家里的破柜子、鍋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輩子沒向人低過頭，那次給王勝跪下了，因大嫂正懷著孩子，爹求他讓我們過了這個年。那王勝不但不聽，還打了我爹一個耳光。一家人寒冬臘月，從東鄉搬家到西鄉，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廟里過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給王勝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還直翻騰。那時候，我真恨不得上去將王勝開膛破肚，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以后，我一直想，將來有一天我發達了，一定把王勝等人活活剝了。也自從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發誓不論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獄，也一定要出人頭地，不再受我爹這樣的屈辱。

張宏杰：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經歷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戶？

朱元璋：天下的大戶，心腸都是黑的。他們沒有一個不是貪得無厭、凌弱吞貧、虐小欺老。對佃戶的租，他們千方百計加價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國家的賦稅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辦法欺騙官府，瞞產瞞田。那些當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飲酒作樂，不管百姓疾苦，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過節要“過節錢”，過生日要“生日錢”，管個事要“常例錢”，往來迎送要“人情錢”，發個傳票需要“赍發錢”，打官司要“公事錢”，平白無故也要錢，叫作“撒花錢”。主管監察的肅政廉訪司下鄉，竟公開帶著管錢的庫子檢鈔、稱銀。鬧災時，下鄉放賑的官員公然把賑米賤價賣給大戶。[2]你說，這些人可不可恨？我們窮人的苦楚，就是這些人釀成的。

張宏杰：我記得你曾說過：“若在民間，則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在，心實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陳友諒，我就想好好做個規矩，鏟盡天下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員不小心犯了過錯，我不去追究，但誰貪污，哪怕一兩，我也折磨死他。

張宏杰：我覺得你身上存在著兩種矛盾的傾向：一種是極端的秩序、節儉、自我約束，另一種是狂暴、攻擊、虐待狂。這兩種反向的沖動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扭結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理性掩蓋的巨大破壞力量。

從本質上說，你應該是一個克勤克儉的農民，因為你是在一個典型的勤勞本分的農家長大的。事實上，當初你參加農民軍，選擇“叛亂”時，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猶豫再三。當時你棲身的皇覺寺被亂軍燒了，無家可歸，即使如此，你還是翻來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決斷不下，最后在菩薩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這才下了決心。所以說，雖然你膽大有決斷，但絕不是反社會型的人，是元末的農民起義選擇了你，而不是你選擇了起義。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傷害。嚴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執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劇了這一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張宏杰：還是我來向兩位介紹一下朱先生的這段痛苦經歷。如你們所知，中國歷史上災荒一直連綿不斷。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來又鬧蝗災和瘟疫。關于災荒、饑餓、食人之類的記載，中國史書上比比皆是，我隨便引述一下明末陜西災荒的記載，以幫助你們了解當時的情況。

馬懋才的《備陳大饑疏》：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盡，則剝樹皮而食。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