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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jīng)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象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著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jīng)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臺。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對他來說簡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獅子發(fā)起進攻。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

不但大規(guī)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擔的，甚至連小規(guī)模的“新政”都已經(jīng)讓他惶恐不安。

“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清代歷代皇帝施政原則的第一條都是“敬天法祖”。他們用人行政，總是上天皇考不離口，動輒引據(jù)“成憲”。連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詡“唯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嘉慶皇帝已經(jīng)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zhì)“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涂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zhì)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diào)。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zhuǎn)大清王朝的現(xiàn)狀并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jīng)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jīng)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洪亮吉描述當今的社會現(xiàn)實是，國家“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而未通，吏治則欲肅而未肅”。此時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員，貪者十居其九”，與朝廷宣傳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絕大多數(shù)官員現(xiàn)在都是壞的或者比較壞的。腐敗之癌已經(jīng)到了晚期，癌細胞擴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亂，為期不遠。

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于“仁柔”，懲貪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霉蛋。由于監(jiān)督體系實際上已經(jīng)失靈，國法對于貪官已經(jīng)沒有什么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須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F(xiàn)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只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

這封奏折讓皇帝十分震動。內(nèi)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墒?，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xiàn)在確實是面臨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即使從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統(tǒng)治成績也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足以溫飽的。否則就解釋不了為什么大清王朝能夠平定白蓮教，為什么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人口仍然創(chuàng)了歷史紀錄。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jīng)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嘉慶，也徹底地否定了其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jīng)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

因此，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義凜然，實際上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信號。它的出現(xiàn)，說明在大清社會出現(xiàn)了一股試圖徹底否定大清歷朝統(tǒng)治成績，進而否定愛新覺羅家族統(tǒng)治合法性的異端思潮。洪亮吉在上這個折子之前，已經(jīng)把底稿廣為傳抄和散發(fā)。在皇帝看來，這無疑不是一個善意的舉動。在專制政治中，有些話，皇帝可以說，但大臣們不能說；有些事，皇帝和高層可以知道，但普通百姓不能知道。雖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敗已經(jīng)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絕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狀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這一奏折，無疑是一份著意制作的宣言書。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辭錯誤入手，抓住他的小辮子，把他發(fā)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fā)生，實際上標志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fā)生讓嘉慶十分警醒。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xiàn)。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痛定思痛，與洪亮吉建議的大動干戈相反，他最終選擇了中國傳統(tǒng)式的氣功加太極的保守治療方式。他采用東巡的方式，來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誡滿朝大臣，對于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癥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干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癥的補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守成種種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jīng)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jù)祖先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guī)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后，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jīng)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实叟まD(zhuǎn)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fā)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yōu)于才者次也，才過于德者又其次也。德優(yōu)于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于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xiàn)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zhuǎn)風氣?；实壅f，“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就能保持住“天良”，讓人性重新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zhuǎn)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謹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chuàng)新精神。對于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也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但是實際上嘉慶在這一用人標準上與他的先祖并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jié)，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咸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咸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咸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合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于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于嘉慶時期。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jiān)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tǒng)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后，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yǎng)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diào)?！薄爸袊倮舻男浇鸩桓?，使他們?nèi)菀捉邮芏Y物的引誘?！薄皳?jù)說大部分衙門里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chǎn)。”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wěn)定。明朝萬歷皇帝為了戰(zhàn)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diào)，明朝不是亡于崇禎，而是亡于萬歷。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于經(jīng)常豁免災荒地區(qū)的稅收，所以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00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jié)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唯厚生之道，在乎節(jié)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shù)。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jié)，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jié)用，崇尚簡樸?！币簿褪钦f，大地上所能出產(chǎn)的物品是有數(shù)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jié)儉為尚，社會才不至于起沖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地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jié)儉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后來被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作用不大。

三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fā)展工商業(yè)。可是嘉慶皇帝毫不猶豫地掐斷了出現(xiàn)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yè)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的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tǒng)型政策外，已經(jīng)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nèi)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qū)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mào)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被荷蘭統(tǒng)治）的貿(mào)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mào)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mào)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qū)外向型手工制造業(yè)的發(fā)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余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chǎn)業(yè)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diào)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十八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qū)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xiàn)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nóng)業(yè)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yè)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xù)解放思想，那么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wěn)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tài)。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jīng)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jīng)營，也難以約束這么多人。如果聽任一兩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jīng)費自有來源，怎么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竟然把這樣不合規(guī)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wěn)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在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之后“開倒車”的舉動，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緣木求魚

一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是中國歷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的時間、路線，一點兒也不走樣，打到兩只獵物，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折，絕不因景致優(yōu)美而多耽擱一刻?！坝痹谒磥硎亲钗ｋU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細節(jié)表現(xiàn)自己的愛心和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于攔御轎，那么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自己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一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但是皇帝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愿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