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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親政不久，他就下詔說，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會騎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些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轎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分。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嘉慶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

即使不說嘉慶皇帝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的時間如同鐘表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五年，他沒有一天不早起。讀完“實錄”后，天往往還沒亮，他就秉燭批閱奏章。他事事躬己總攬，早膳后召見大臣，往往多達十余人，批覽奏折幾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記吃午飯。遇到外出巡視時，他更要早起數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辦完。在這點上，他頗有祖父雍正皇帝“事業狂”之作風。

從皇子期間養成的每天大量腦力勞動的習慣，使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他就渾身不舒服。嘉慶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參加一個祭祀典禮。典禮完成后，才上午十點鐘，他決定回到乾清宮接見大臣。不料一問御前侍衛，侍衛說今天沒有官員請求接見。皇帝有些懷疑，為何今日如此空閑？一問軍機，這才知道，本來是有幾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親王考慮到皇帝參加典禮，已經很累，況且天氣十分炎熱，為了讓皇帝節勞，私自把他們安排到第二天引見。

得知此情，嘉慶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親王：“朕年方四十，雖日理萬機，但從不以此為勞。引見這么幾人，本來也不足為勞。睿親王如此大膽，擅自改動官員引見日期，意欲何為？”一番訓斥之后，他將睿親王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睿親王好心沒好報，被降職罰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是，別人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嘉慶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臺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折遞進來。皇帝回宮后，無公事辦，十分生氣，下旨給大臣：“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者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一概嚴行申飭。

節儉也是嘉慶皇帝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1811年），皇帝五十一歲壽辰時，御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萬壽時，于京城演劇十日，并請以后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唯以民生休戚為念，從無崇奢浮侈之事。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作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而你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于是將景德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今沈陽）去充當苦差。這個馬屁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嘉慶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聲名已經達于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于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朝鮮使臣對嘉慶帝的行政評價很好，例如，“平居與臨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開經筵，引接不倦，虛己聽受”，“御極以后，銳意圖治，早朝晏罷，屏退奸黨，升庸名流，懲于和珅，權不下移”；又如，“正月親政以后，總攬權綱，振刷風俗，發號施令，多有可觀”。

三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后來，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后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兩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于頭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里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在行宮中看罷皇子綿寧草成的匯報，淚流滿面，當天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宮之內，并且差一點攻到了皇后面前，這在中國歷史上的承平年代，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實在是“漢唐宋明未有之奇事”。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丑聞，一定會在歷史上留下記錄。這個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朱筆親書的《遇變罪己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

“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從今以后，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愿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們自甘卑鄙，那么就請你們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己詔》最后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

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獨一無二。此后數月間，他的詔書中一再出現抱怨、悲嘆、感慨之詞。他為此作了許多詩，有句云：“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對不起列祖列宗。他在《報天恩肅吏治修武備諭》中感慨地說：“為君難，至朕尤難！”

四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接……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范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堂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搏斗，然而絲毫于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期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那該怎么辦？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鞫問，但最后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試后，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么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里有小販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什么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中，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后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于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后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朝廷舉行大典，宣布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試的監考，由于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里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于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復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么“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要有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么了。

五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日復一日地工作，實際上已經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一個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代善的第六世孫昭梿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昭梿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梿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后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進京面圣，回來后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茍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么好，真沒法。圣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殘舊了，怎么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缺個大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吧亦難走，旱路吧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么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后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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