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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誅和珅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著。面對如火如荼的起義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憤懣和仇恨，而嘉慶則能冷靜分析出大亂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慶自己所說：“白蓮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而州縣官員剝削小民，不盡是為了自肥，大半也是為了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勒索屬員，也不盡為私貪，無非結交和珅。”“是以層層剝削，皆為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嘉慶看得很清楚，腐敗已經成了關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要熄滅起義的烈火，必須剎住朝廷上下貪腐相尚的風氣。而要剎住腐敗之風，就要從和珅抓起。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顯示了嘉慶皇帝把握和處理復雜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三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后的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后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后，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這些古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糞土之不若”，卻又價值高昂。名義上是官員貢獻，實際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撲隨之。民何以堪？”。從今而后，誰再貢獻，不但不收，反而還要嚴懲。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匯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準延期。皇帝下發了一道讓全國人民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但無益民生，皇帝并不喜愛。

撰寫圣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是動真格的了。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轟動效應。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撥亂反正了。他所做的這些，不過是小小的鋪墊而已，實質性的舉動還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專制社會，統治者了解情況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進言。乾隆皇帝晚年剛愎自用，拒諫飾非，真實情況不能上達，眼皮子底下的問題不能發現。嘉慶深知此弊，他決心在自己的任內，充分發揮建言和進諫的作用。

剛誅了和珅，皇帝就下詔鼓勵官員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說：“求治之道，必期明目達聰，廣為咨取，庶民隱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勵之下，大清王朝一時間出現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達，言路大開”的局面。雖然大多數奏折見解平庸，但也確有有識之士，向他指陳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揭發了一批貪官，讓他對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誅和珅的根本目標是扼制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珅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嘉慶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陜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云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

借誅和珅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在“求直言”運動中，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并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云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臺胡齊崙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污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他。太上皇乾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后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面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懲腐敗，也都是圍繞這一核心而展開的布局。

通過懲辦貪污和人事調整，一個更強有力的后勤保障體系初步建立起來。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腐敗、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軍營的腐敗在此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納入私囊。由于軍費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難以存活的程度。赴陜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發糧餉，集體逃回河南。湖北巡撫長期克扣兵糧，士兵只好靠搶劫百姓為生。

皇帝整頓軍事，首先從治理貪污開始。親政不久，他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據人舉報，這個統兵大員居然在陣前帶著戲班子，成天喝酒聽戲。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貪污不法的親信也被從重治罪。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朝廷的戰略方針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在太上皇的指揮下，官兵的作戰方法是一味追擊，往往陷于被動。皇帝則命令各省推行“堅壁清野”政策，切斷起義軍的后勤保障來源，削弱了起義軍的戰斗力。另外，皇帝還對起義軍實行剿撫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實行嚴厲鎮壓，另一方面，只懲首義者，其他人以撫為主。

經過不懈努力，鎮壓白蓮教的軍事戰爭終于出現了重大轉機。嘉慶七年（1802年）底，額勒登保、德楞泰與四川總督、陜甘總督、湖廣總督等聯名，用黃綾表外、里內朱紅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馳奏：“大功底定，川、陜、楚著名首逆全數肅清。”鎮壓白蓮教的關鍵戰役取得了勝利，嘉慶帝激動萬分、熱淚盈眶。他的新政，終于結出了鮮艷的果子。

何去何從

一

帶著初政成功的喜悅和自得，嘉慶七年（1802年）秋，皇帝騎著駿馬，英姿颯爽地出現在壩上。小時候，他曾經多次隨著父皇來這里圍獵。這里古木參天的茂密森林，萬人圍獵的壯觀氣勢，獵虎斗熊的緊張氣氛，讓他一直魂牽夢繞。

在鎮壓白蓮教的關鍵戰役勝利之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祭祖陵，一路之上，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康熙皇帝。他感覺自己的命運和這位曾祖父有很多相似之處：康熙擒了鰲拜，而他閃電般地誅了和珅；圣祖平三藩，而他也平定了白蓮教。回顧歷史，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勵精圖治，把被戰爭破壞得千瘡百孔的江山經營得井井有條，開啟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等待著他的，將是什么呢？在鎮壓白蓮教取得關鍵勝利之后，歌功頌德的奏折鋪天蓋地地迎面而來。對這些奏折，他只是淡淡一笑，就放在一邊，因為他知道，還遠不到歌功頌德的時候。消滅白蓮教不過是嘉慶皇帝政治目標中的第一個環節。等什么時候自己帶領大清全面走出乾隆晚年的頹勢，重新煥發了青春，那個時候，再享受歌頌，他才心安理得。

從懂事開始，大清那些功業不凡的先祖就是皇帝心中最偉大的英雄，向他們學習，是他最主要的精神動力來源。從繼位那天起，皇帝在每一個政務細節中都注意繼承先祖的傳統。他相信，只有把愛新覺羅家族與眾不同的雄武、強毅特點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能擺脫漢族王朝帝王“一蟹不如一蟹”的規律。因此，在鎮壓白蓮教的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他馬上把“木蘭秋狝”提上了議事日程。圣祖康熙開創的這個旨在聯系外藩、保持武備的傳統活動，在自己即位后還一直沒有來得及舉行。今天，他終于夙愿以償了。

然而，離木蘭圍場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異樣。這還是他記憶中的圍場嗎？圍場周圍的木柵東倒西歪，缺口處處。圍場里參天的古木不見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個個驚心的傷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縱橫著運木大車的車轍，有的地方因為車輛過頻，儼然成了光禿禿的大路。處處是盜木者搭建的窩棚，地上經常出現燃剩的樹枝，有的還冒著微弱的青煙。很顯然，這是盜木者生火做飯的痕跡。皇帝后來回憶他感覺到的震驚說：“百余年秋狝圍場，竟與盛京、高麗溝私置木廠無異。”皇家獵場，居然成了盜木販子任意橫行的木材產地。管理人員的失職一目了然。

修養極佳的皇帝沒有立刻發火。他強抑怒火，按照父皇行圍的路線，中規中矩地帶領一萬騎兵，打了一天的獵。過去，父皇每次出獵都能打到幾只老虎、黑熊等猛獸，狐貍、麋鹿、獐子等小動物更是數以十計、百計，獵物每天都要裝滿十多輛大車。可是他辛辛苦苦尋找了一整天，只打到了兩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術不高明，也不是騎兵們不聽指揮，而是獵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場破壞，獵物逃散；另一方面，盜獵者趁皇帝不來的這些年，一直在與皇帝分享這個皇家獵場，十分之九的麋鹿、獐子等物，都成了他們的口中餐。

回到熱河行宮，皇帝按舊例，把這兩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樓祖宗御像前。過去，這座寬達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會擺上十多只野獸，而今，卻孤零零地只擺著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會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覺自己臉上一陣陣燥熱。

羞愧過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畢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朝政的敗壞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從努爾哈赤到乾隆，誰的治下會發生這種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復舊日的輝煌，看來不是一日兩日之功。

第二天，皇帝停止了行圍，開始徹查圍場管理失職之事。以內務府有關官員慶杰、阿爾塔為首的十數名官員被處以降職、罰俸等懲罰。

這僅僅是讓皇帝驚訝的無數事情中的第一件，還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著他。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皇帝由圓明園啟駕回宮辦事。皇帝的車駕剛進神武門，一名衣衫襤褸的男子不知從哪里沖了出來，直奔皇帝的御轎，手里還握著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發倉促，皇帝身邊龐大的扈從部隊居然沒有人做出反應，還是轎邊的定恭親王綿恩下意識往前一擋，用自己的袖子纏住了利刃，身邊的侍衛這才一擁而上，拿獲了這名男子。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重案也屈指可數。按常理，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兇殺案。一個龐大的審問集團立刻組成，要揪出這個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種酷刑都用盡了，審問的結果卻出人意料。

原來，這個案子還真是十分簡單，背后沒有任何主使。兇手陳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業人員，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歲的癱瘓岳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他找不到生計，受盡欺凌，遂對社會產生仇恨。這一天他突發奇想：既然生不如死，為什么不死得驚天動地？于是懷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宮而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宮衛兵并沒有按規定出現在崗位上，使他得以順利潛伏進神武門西廂房里，差點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

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系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政以來，嘉慶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他終于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這一細看，皇帝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帝國軀體上的一個瘡口，大清王朝體內的病癥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嚴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并非不治之癥。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系網上的數十名乃至百十來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賬，把八百多萬元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將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后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人之多。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后，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故恣行不法之事。”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范，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白銀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污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干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后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干部，按理說，并沒有什么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他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地裝入私囊。近十年間，他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涂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里喝酒聽戲，一桌酒席，居然花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里面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繳，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三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