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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前的歷史上，中國人口一直在一億以下徘徊。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全國共有人口一億四千萬。由于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二億九千萬，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后，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人口達到了三億五千萬。

這么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游蕩，使得社會處于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數以百萬級的無業流民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這些人的存在正是導致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于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涌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三分之二。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一個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于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但是各地政府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負比正稅要多出數倍，甚至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斗，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于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變”。

四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十年（1802—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墒歉瘮〉膭蓊^，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經多次哀嘆：“外省總督和巡撫，一見我懲治腐敗，當時也未嘗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過則忘。這種痼習相沿成風，身陷法網而不知后悔，真是沒有辦法?！钡搅思螒c時期，官員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后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他自認為已經非常凌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方針已定

一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后，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啟運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么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這次東巡，是頂著巨大壓力進行的。眾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錢必然如流水。因為體制所關，皇帝的隨行隊伍至少萬人，一路的物資供應，花費巨大。雖然嘉慶宣布此行不帶任何嬪妃，一切從儉，但內務府的初步預算，也需要耗銀兩百萬兩。鎮壓白蓮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湊齊這兩百萬兩白銀，實在是太難了。因此，皇帝東巡計劃一出臺，反對聲就不絕于耳。大臣們普遍認為，國家艱難之際，像這類不急之典，當能緩則緩，能罷則罷。

然而，異常節儉的嘉慶這次一反常態，堅持出巡，并且不顧以言罪人之名，一連處分了好幾個反對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堅持，是因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于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在東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許多詩文，一再強調大清江山來之不易，號召全體文武大臣繼承祖先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皇帝在《御制盛京頌并序》中寫道：此次敬觀弓鉞，遍撫舊跡，心中感慨良多。緬維我祖宗昔日開創艱難，櫛風沐雨，艱難祖業，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巴鰢杂捎诓豢鲜爻梢病！?

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歷代王朝，大清子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歷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大清政局現在之所以萎靡不振，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關于“艱苦奮斗”、“勤政愛民”的教導忘于腦后。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二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范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或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范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也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現象。自地理大發現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十八世紀，世界人口從641，000，000增至919，000，000，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0，000，000增至313，000，000，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么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啟動的全球化之車，使中國主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么，為什么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三

從根本上說，“接班人”心態，導致他做出了這樣一個今人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從十三歲那年被秘密立為儲君，到三十五歲那年從父親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二年間，我們不知道嘉慶是何時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大清帝國的繼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自始至終，他在表面上都裝得淡泊無比。因為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更何況自己有這樣一個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強大的父親。一個過于英明的父親羽翼下，不可能出現同樣鋒芒畢露的兒子。在自己盯著皇位的同時，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緊緊地盯著自己，觀察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只要他表現出一點點對皇位的渴望，立刻就會被老皇帝偵知。

從父皇的種種舉動中猜到自己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風險與收益共存，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這個職位，因為預期收益最大，所以現實風險也就最大。從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擔驚受怕、險象環生、幾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比比皆是。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們為例吧：大唐王朝第一個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與父親反目成仇，謀反被廢，幽禁至死；唐高宗和武則天所立的前三個太子李忠、李賢、李弘，都被武則天殺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廢為庶人，隨即賜死；自憲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幾乎無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殺害……

有清一代的權力交接，雖然不如唐代一樣血腥，但同樣問題多多。嘉慶的祖父雍正皇帝那輩，也正是因為爭儲，導致兄弟鬩墻，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輩里，因為這個太子之位，也已經讓兩個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為年齡居長，又不夠聰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現得不夠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為“圖謀大位”、“幸災樂禍”，憂懼過度，在二十三歲時一病身亡。雖然一句話嚇死了大兒子，乾隆也心有內疚，但是他嚴防皇子皇孫覬覦權力的決心并沒有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非常喜愛的皇長孫綿德與一京官互送禮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綿德的王爵，罰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個山西小吏向出繼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遲處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個黑鍋，于幾個月后憂懼而死。乾隆皇帝不斷地通過強硬的舉動，向所有人證明，任何歪門邪道、陰謀詭計都是自取滅亡。

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獨木橋，一失足就會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歷史上無數太子的悲慘命運提醒他，必須把自己脾氣中的任何火氣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沖動都束縛住。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做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換句話說，他總是瞻前顧后，畏狼怕虎。政壇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緊張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胺€健”，他自以為是自己最大的優點，實際上也是他最重的枷鎖。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頭腦和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舊制”，沒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颙琰知道，在這個洞察一切的老皇帝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問耕耘，莫問收獲”，修身養性，克己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證。

所以，自從懂事起，颙琰即以勤學聞名?；适遄幼哉J為天賦平常，所以學習起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薄案詈挝锟蓾矔挥孟沲每嘬！?

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稱為最嚴格、最系統的，也是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唯當講求大義，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尋章摘句，已為末務?！奔螒c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圣徒的過程。

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的嚴格要求下長大的颙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煉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暗乐笤鲇谔臁Ｌ觳蛔?，道亦不變。”世界上的所有現象，都已經被圣人解釋了。一個人活著，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無所不包的道理，一絲不茍地執行，則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他順利成長為一部“正確格言”的詞典，什么“親賢臣，遠小人”，什么“成由勤儉敗由奢”，什么“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什么“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什么“一動不如一靜”，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都爛熟于心。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制”。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歷朝“實錄”，那些被史臣不斷圣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圣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如“守成繼圣王，功德贍巍峨。永懷肇造艱，克勤戒弛惰”，“嘗祭思開創，時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業緬經營”。

嘉慶繼位之時，已經三十六歲。人類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種能永遠自我更新的動物。一個人的基本構成，永遠是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和經驗。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個吸收、消化和成長的黃金時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欲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

雖然他親政之后接觸到的事實和他頭腦中的經驗是那么不同，但是他已經喪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贪宓娜鍖W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論遇到什么事情，都只會按照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處理，他的思維創造力早已經處于抑制狀態，直覺能力和想象力已經大大衰退，已經沒有可能再像青年時期那樣，心靈潔凈，如明鏡一般地反映現實。

五

作為一個在錦衣玉食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一個偉大帝王來說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事實上，在父親尸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急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復發了。<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