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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乾隆中期開始，接班人問題就成了全大清帝國關心的焦點。

雖然有清一代，嚴禁皇子與大臣交接，然而通過皇子師傅這一渠道，朝野上下對四位皇子也并非毫無了解。幾位皇子都各具才華，卻大多缺陷明顯：八阿哥喜愛酒色，十一阿哥出名的吝嗇，十七阿哥則輕佻浮躁，胸無大志。只有年僅十三歲的皇十五子，聲名最好。當時出使天朝的朝鮮使臣回國后，向他們的國王匯報見聞時多次說：“第十五子嘉親王颙琰，聰明力學，頗有人望。”“皇子見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無令名，唯十五王飭躬讀書，剛明有戒，長于禁中，聲譽頗多。”

歲月不待人，年過花甲的乾隆必須做出決定。他在傳位密詔中小心翼翼地寫下了颙琰的名字，不過放下筆后，他一直不能驅走心中的忐忑。畢竟，十三歲這個年齡對于一個繼承人來說，是太小了，這棵看起來不錯的幼苗能否長成參天大樹，誰也不能確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六十三歲的老皇帝到天壇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地向蒼天禱告：“我已經秘密立颙琰為皇儲，然而此子年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颙琰有能力繼承國家宏業，則祀求上天保佑他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賢能之人，愿上天讓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繼承大統。我并非不愛自己的兒子，只是為祖宗江山計，不得不如此。”

雖然感情豐富，然而在這個政治超人心中，兒女之情與帝王的責任感比起來，恰如鴻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對颙琰也比較滿意，從乾隆三十八年到六十年（1773—1795），颙琰一直身體健康，他的表現也越來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舉行禪位大典的這一刻，乾隆心中為這個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讓乾隆滿意的有四點：

第一，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第二，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于為他人著想。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颙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但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從外表看，颙琰是清朝歷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膚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形介于方圓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表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有條理。

另外，這一年，嘉慶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有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

讓乾隆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這個孩子性格過于老實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點機智圓滑，或者說缺了一點就通的那么一點“靈犀”。比如，在當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過，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地統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夠找到這樣一個能讓他基本滿意的接班人，乾隆認為自己這一生已經稱得上完美了。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上午九點整，頭戴玄狐暖帽，身穿黃色龍袍袞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寶座。殿前廣場上，翎頂輝煌、朝服斑斕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莊重的“中和韶樂”中，如潮水一般拜興起跪。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千百年來，權力授受之際，曾發生過多少腥風血雨、骨肉相殘，甚至天下動蕩、民不聊生。只有乾隆帝獨出心裁，想出這招“生前傳位”。歷代王朝權力交接之際的血腥、緊張、能量自我沖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這確實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創舉，堪稱中國專制政治史上一個輝煌、偉大的瞬間。

三

直到真正禪讓了皇位之后，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一百分的。

雖然為傳位準備了很多年，但是當禪讓大典的日期越來越近時，乾隆心中還是不免浮出絲絲緊張。畢竟，自古及今，還沒有一個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淵還沒當夠皇帝，就被兒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當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無聲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兒子的猜忌中膽戰心驚地生活，身邊的大臣和朋友一個個被流放，最終自己被兒子軟禁，郁郁而終。中國歷史上的另幾個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下場都十分悲慘。

因此，在舉行禪讓大典的同時，乾隆皇帝已經為了保證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無數準備：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確宣布，自己只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于“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致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鮮使臣的時候，他又明確向各國宣稱：“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

他規定，退位之后，他仍稱朕，他的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進京陛見及高級官員赴任前都要請示他的恩訓……

雖然在退位前花費巨資修建了寧壽宮，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沒有從象征著皇權的養心殿搬出來，用他的話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余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咸宜也。”

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握了一輩子權柄的老皇帝對權力愛如自己的眼睛，防衛過度，眷戀到了近乎失態的程度。

事實證明，老皇帝過慮了。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聰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謹地做著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朝鮮使臣的記述，把嘉慶韜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著智慧和練達，但人到老年其實更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不論多么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發妻子、皇后喜塔臘氏病故。嘉慶帝十分悲傷，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繼位后，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后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但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還特別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盡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后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兒喪氣。“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并不過于傷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珅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珅的匯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繼續著他六十年的秉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初顯身手

一

嘉慶三年（1798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新年將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太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正月初二，病情轉劇，太上皇的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早晨七時，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道沒有個性的圣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么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民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之職，命令他和福長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靈前，一心辦理喪事，不得任意出入。朝廷上下，一片驚疑。

初四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談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蓮教起義之所以遲遲不能蕩平，是因為有奸臣當道，做貪腐官員的總后臺。

初五，王念孫、廣興、劉墉等先后上書，舉報和珅種種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對他進行審查。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僅僅十天之后，審判完畢，正月十八，皇帝發來一條白練，賜和珅自盡。

如同一幕情節緊張、環環相扣的電影，這一切發生的速度之快，讓人目不暇接。一場重大的政變，在新皇帝的談笑之間就完成了。康熙爺當初誅鰲拜，尚且準備了七七四十九天，嘉慶帝誅和珅，卻只動了動小指頭。古往今來，完成得這樣干脆、迅速、漂亮的權力戰役，并不多見。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二

其實，嘉慶皇帝對這場戰役，已經準備了太長時間。

嘉慶和和珅之間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書所言，是因為和珅聰明反被聰明誤，送給嘉慶的那柄如意，也不僅僅是嫉妒和珅手中擁有的朝珠比皇帝還多。

嘉慶對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責任感。他對和珅的不滿，實際上代表了他對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滿，在嘉慶看來，和珅是乾隆晚年以來朝政日非、腐敗日甚的一個標志。

確實，乾隆皇帝在統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謀有斷，在康熙、雍正兩朝余烈的基礎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盛時期。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滿，放松了警惕。特別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來越豪奢，吏治越來越寬縱，為腐敗的滋長提供了巨大空間。與此同時，乾隆年間，大清經濟的高速成長也為腐敗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基礎。乾隆中后期，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度、濕度和酸堿度，在號稱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余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后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由于官員集體腐敗，百姓民不聊生，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揚揚地舉辦禪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兩地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起義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時岌岌可危。

當太上皇這三年，乾隆幾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鎮壓白蓮教起義。然而，太上皇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將，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原來，上自軍機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員，廁身這場戰爭的每一個人，都把戰爭當成了撈錢的機會。特別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無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張著鼻孔，嗅著從權力縫隙中傳過來的任何一絲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寵信，不停地弄權舞弊，大肆聚斂錢財。他的所作所為，無疑大大加重了官場貪風。

雖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慶的眼睛和大腦一分鐘也沒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聵之舉，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著和珅等人大肆貪污，眼看著政局一點點腐爛，眼看著大清王朝這駕馬車向萬劫不復的深淵越來越快地奔馳，卻不能發一言，不能采取任何行動。焦慮之火，三年之中，幾乎把他的五臟六腑烤成了炭灰。父親剛剛咽氣，他就十萬火急地沖向駕駛室，拉動了剎車手柄。<script>chapter1();</script>